民间通书风水术 一 先秦时期，由于同属“究天人之际”之学，堪舆术同选择术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堪舆、选择也一直是“官学”的一部分，用以占卜时日吉凶和决定举事宜忌。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 较早的仪礼典籍《周礼》曾记载了“春官宗伯”、“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等官员的职责，他们的活动其实都与堪舆、历算事有一定的关联。按《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即后来从事堪舆与选择的日者。汉以来的帝国统治者以事关国是为由，更是特别重视堪舆、选择活动。如《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载汉武帝聚会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问事。《汉书.数术略》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后汉书》卷二五载东汉日官主“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唐敦煌文书亦将“阴阳人”与官员职名并列。[2]宋朝设有“司天监”，将一些风水名家纳入其中，担负相度风水、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等事。元朝更于至元二十八年在各路衙设“阴阳学”，“括天下阴阳户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艺者，岁贡各一人”，“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3]明清两朝除继设地方阴阳学以掌管“阴阳人”外，中央的“钦天监”各科亦集中各地阴阳、选择才隽，以逢国有内外宫室营建、师旅、冠婚择日、郊祀候时、陵寝择地时备用。 由于历日安排向来被统治者视为象征着正统的权威，乃治理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故历朝的司职堪舆或选择的官员，一般都主导着历书的编撰权。据黄一农先生讨论，为了适应民间社会择日的需求，唐朝政府已开始雕印官颁历日，并附上行事宜忌等内容。宋元以来的政府皆曾颁布律例，以处罚私造、盗印或贩卖历日者。但唐宋以来，民间因利私印官历，屡禁不止。直至清乾隆十六年，政府才同意民间翻刻宪书，嘉庆二十一年始奉旨废除禁例。[4] 对于普遍百姓而言，历日的宜忌吉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但官历的内容毕竟较为简略，不能兼顾各地的风俗习惯，根本无法满足民间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出土文献看，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民间已有流行“日者”所造的《日书》，以历法配合禁忌，供人选择时趋吉避凶。《日书》亦多堪舆术的内容，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建除、土忌，乙种有门忌、月忌、四时啻等禁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室忌、门忌、土日及宇池方位的吉凶等。[5] 随着择日术的进展，至迟在元代，以“通书”为名的选择术书籍已广为印售，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