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早在公元前 24 世纪的帝尧时代，中国古人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天文观测活动。在授时和星占两个主要需求推动下，中国天文学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发展出以 28 宿和北极为基准的赤道天文坐标系统，创制了圭表、漏壶、浑仪、简仪和水运天像台等天文仪器，积累了丰富的、连续的观测记录。在三国时代就已编制了包括 283 个星座1465 颗恒星的星表，史书中还保留有大量奇异天象记录，其中包括公元前 687 年的流星雨记录、公元前 613 年的哈雷慧星记录、公元前 32 年的极光记录、公元前 28 年的太阳黑子记录、公元 134 年的超新星记录。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不仅为服务于政治和农业的历法制定提供了基础，而且也发展了具有独特哲理的宇宙观，包括无限宇宙的概念、天地的结构模型、宇宙的生成演化和天人关系。宇宙概念在古希腊意指与“混沌”相对的“秩序”，而在古代中国它所指称的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战国（前 476－前 221）末年的尸佼对宇宙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宇”就是包括东西南北四方和上下六合的三维空间，而“宙”就是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维时间。东汉时代的张衡（78——139）明确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的无限宇宙概念。与宇宙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地”，它意指人类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观测到的宇宙范围，而那些尚观测不到的部分叫做“虚空”或“太虚”。元代的邓牧（1247——1306）认为在无限的虚空中有无限多的天地，“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而已耳”（《伯牙琴》），与 300 年后欧洲布鲁诺（1548——1600）的宇宙无限论如出一辙。中国古代先哲们还认为，就一个天体来说都是有始有终的，但就无限多的天体构成的系统来说则是无始无终的。中国古代关于天地的结构相继出现过三大模型，即盖天模型、浑天模型和宣夜模型。盖天模型把天地的结构设想为一把附着有众天体的左旋大伞笼罩着一个倒扣的静止的大盘子，约在西汉末年成书的《周髀算经》给出一个典型的论述。浑天模型把天看作一个附着有众天体的球壳绕极轴左旋，关于静止在天球中央的地之形状则有地平和地圆两种观点，约成书于晋代的《浑天仪注》以“浑天如鸡子，地如卵中黄”做比喻。关于天体的运动，这两种模型一致认为恒星随天一起左旋，而对于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则有左旋和右旋之争。宣夜模型抛弃了伞笠或球壳的固体天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