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圣经文学思考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废除古文，建立白话文学的革新运动，视其发生背景，实在是所来有自，势在必定。传统文学进展到清末已是烂熟而但，穷途求变，文言文不仅成了文学制造的镣铐，也阻碍了以开通民智为目的的普及教育。此时兴起的“国语运动”形成了广阔的官话区域，成为后来文学革命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基础;此时开始的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成为后来文学革命强烈的催化剂，其中，《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样本.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了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最早从文学方面来论述这部基督教经典，又从他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圣经》文学和基督教的一些观点。 一、《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周作人讨论《圣经》的动因出自文学，而不是宗教信仰。他在《《希腊拟曲》序》中回忆说，他从一九 O 八年起学习古希腊语，目的是想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但他解释说，“我那时也不是基督教徒。”最早接触《圣经》是一九 O 一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他受到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是好文学”，有时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同时，又受到杨仁山先生影响，读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楞严》和《维摩洁》，相比之下，对当时《圣经》会所出的“文理”文言译本不满意，就开始为翻译《圣经》作准备，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杭衡”。直到后来看到《圣经》“官话和合译本”，觉得翻译得实在很好，虽然译本的目的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因着“慎重诚实的译法”，保存了原作中的很多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值。周作人认为，《圣经》与中国新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有了中国语译本的缘故.在欧洲，《圣经》的翻译对文艺起到的是极为深广的促进作用，如英国的微克列夫译本和德国的路德译本，助成了本国国语的统一与进展。而在中国，《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在文学革命之前完成.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希望。因为，文学革命其实是一个破坏与建立的过程，破坏之后的建立却是艰难而漫长的，特别是一种理想的语言的建立，须经过长期的讨论与实验。《圣经》对新文学语言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借鉴的范本，给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带来帮助和便利。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是这样说的:“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