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竹马》观感《青梅竹马》观感之因而是“观感”，是由于这是一篇相当散乱的文本，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只是记述了我的感受罢了。当初买到了被出版社冠以同名的作品集，是登上访问旧识的火车前，因担忧旅途单调而从书店随手抓了两本书的缘故。然后来我认识到，当你坐在绿皮车的硬座车厢里读樋口一叶时，周身会有一种不是女装胜似女装的气氛(尤其是抱着一个一米多长的蓝鲸抱枕时)，让人微妙地感到有些不自由。那大约是由于樋口的文字，太过完满地表现出了那种女性化的优美和凄婉，以致于让人不自觉地把本人的心境也代入其中了。如此生动的刻画，大约也确实是我喜爱樋口一叶的最单纯的缘故了。而在我看来这一个缘故就够了。读樋口一叶是我提出来的，细究下去，大约是当顾一一咨询我推荐什么文章的时候，想到有几位都是初识，我希望找一部最能表达我阅读偏好的小说权当自我介绍，就选了《青梅竹马》。《青梅竹马》上能够贴的tag非常多，浪漫主义啊，明治初期啊，日本传统啊这些背景都在其上有所表达，但我最喜爱的，是它高于一切的故事性，或者说，对小说内部封闭世界的一种尊重。如是说显得有点模糊，不过不妨举其他小说作为比照，就能看出《青梅竹马》的特点近来语文课在读鲁迅，确实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了。事实上鲁迅和樋口一叶的创作背景非常有些类似，所处的都是各自国家方才开场近代化，而近代文学和思想也方兴未艾的年代;明治维新的日本，其社会咨询题未必比之辛亥革命的中国要少，这一点从他们需要两次内战来处理思想分歧就可见一斑。然而鲁迅与樋口一叶的文字，看得出来是极其不同的。鲁迅的小说是极功能化的，出发点在于反映鞭挞时事，如此的小说诚然也能够是好文章，但其侧重点就多半放在了社会性上，角色的构建，词句的斟酌，都围绕着反映现实社会的目的，因而之于故事本身，非常难说有趣或是动人;相应地，在樋口一叶的遣词造句和形象勾画中，最优先的目的是对种种物哀的刻画，在角色的一言一行、环境的一更一易中传达出让人共鸣的心绪，而社会背景，那么仅仅作为物哀的来源或是便于读者理解的注脚。更直观些地比拟的话，欠下酒钱消失的孔乙己，其形象已经被封建礼教的意味意味塞满了，比之留下纸花离去的信如，前者像是人偶而后者像是生人。或者再举个例子的话，从推理小说而论，社会派推理和本格派推理确实是注重小说社会性和故事性的对立面吧。本格派更关怀推理本身的逻辑是否精妙，而社会派那么注重推理故事反映出的世态炎凉。就个人而言，喜爱本格派多一点。并不是说故事性和社会性不能彼此共存，就好似樋口一叶的文章也有社会性的一面在其中，就好似任何作者的创作都不可防止地遭到同时代社会思潮的妨碍，但两者在被创作出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反映了文学创作的两种目的。注重社会性者，其小说的出发点是宏观的，意在处理社会咨询题或是宣传某种思想，而注重故事性者，其小说的出发点是微观的，意在作者对本身情感的抒发。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小说甚至全部书关于我来说，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空间维度是我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更多经历的途径，和现实同等甚至更加重要，也是我灵魂得以稍作歇息的避风港;因而，我希望对书中世界内部的独立性保持尊重，也就更喜爱那些关注故事性本身的小说了。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关乎创作目的的咨询题。尽管我已经不是非常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依然承认总有些社会咨询题需要处理的(但至于人们该不该给别人灌输自认为正确的思想，我存疑)，不过我总是疑心是不是有必要在小说中讨论社会咨询题。我总觉得要处理社会咨询题者，当去写社论、写政治论文、做公开演讲，而不是藉由小说遮遮掩掩地表达观点(所以，旧时文字狱的年代，大概确实有这个必要，但那是不得已的妥协之举而非上策了)。我往常在推文里写到过，李清照在《词论》中讽苏轼等人的词作是“句读不葺之”，反映的即是把“词”这一抒情文体用作社论的光怪陆离之处，而于我个人立场来说，小说的目的也在抒情，因而读注重社会性的小说，就难免有李清照读苏词之感。这么看起来，大概就非常容易导向“左翼作家注重社会性，右翼作家注重故事性”的推论了，这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