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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与适用——兼论南海争端问题本学期课余时间，笔者阅读了一些国际法专著论文，对国际法上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在相关问题上有了更深入的感受和想法。其中，笔者主要关注国际法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本文即就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适用发展过程展开论述，并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来探讨现今愈演愈烈的南海争端问题一、古代、近代中国与国际法（一）古代中国与国际法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如国家之间互通使节，订立同盟，缔结条约，召开国际会议以及斡旋、调停、仲裁等解决争端的制度。关于战争的规则，还产生了谴责非正义战争、优待俘虏等原则和规则。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围的国家都成了藩属，向中国进贡，受中国册封。在这种“一统天下”的情况之下，很难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汉代以后，中国与邻国和遥远的外国曾经有过世界往来和通商贸易的关系，例如，汉代张骞通西域，不仅加强了与中亚各国的政治关系，而且打通了商品贸易的“丝绸之路”。唐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达到了高潮，日本遣唐使者纷纷来华，中国鉴真等人也络绎东渡。到了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曾到过许多国家，最远到了东非索马里，到了清朝初期中国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进行过交往，例如，1789年英国曾派马格尔尼出使中国，与乾隆皇帝会晤。②关于古代中国国际间交往的史实，学者们并无异议。而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国际法这一点上，存在争议。孙玉荣教授在其著作《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一书中即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国际法，他指出：“古代中国国际法作为古代东方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是断无疑义的。但古代中国国际法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定义，特指用于调整中国版图内各分立时期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③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不存在国际法，他们认为具有独立体系的国际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它是19世纪40年代①参见端木正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6页。②参见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43页。③参见孙玉荣：《古代中国国际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3页。1以后传入中国的。④笔者也持这一观点，理由如下：其一，中国春秋时期虽然存在一些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规则与惯例，但是依照近代意义的国际法概念，它们还不能算是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因为这个时期，国家在名义上处在周天子统治之下，虽有某种程度的独立，但不是主权国家。其二，春秋战国结束以后，古代中国一直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对外交往，但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是若断若续的，是不全面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由于中国古代长期闭关自守，商品经济不发达，因此，中国古代的一些国际法规范也未能演变成具有中国特征的近代国际法。（二）近代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与适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孕育国际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因此，就近代中国国际法的整个法域来说，几乎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半个多世纪，正是中国移植西方国际法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批国际法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以及在此前后，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对近代国际法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开了中国大门，国际法也开始传入。一些国际法著作被译成中文清政府亦逐渐了解了一些国际法规则并按照它们进行某些国际交往。例如，1839年林则徐为禁止鸦片的贩卖以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尊严，曾命人将法尔泰的《万国法》一书中有关战争以及对待外国人的部分译成中文，称为《各国律例》，作为禁烟的依据。1864年丁韪良把惠顿著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为《万国公法》后，清政府于同年的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中，因普鲁士军舰在渤海湾拿捕了一只丹麦船，而根据《万国公法》中的领海规则向普鲁士提出交涉并使该船获释。在以后的实践中，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