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510632)内容提要:天津城市的发展,与明清以来商人集团的长距离贸易密不可分,其中闽粤海商所起作用不容忽视。清前期粤商利用政府的宽税政策,大举进入天津,从事南北民生物资商贸活动。近代开埠以后,粤商在天津不仅工商业经营范围广泛,而且充当买办人数众多,经济活动多元化发展,并常在工商业活动中居领先地位。粤商以闽粤、广东会馆为中心开展的商业社会活动,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关键词:天津广东商人城市经济活动天津作为北方的通商巨埠,水陆辐辏,殷繁富庶,是在明清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元代仍为“海滨荒地”的天津,由于成为漕运的必经之地,政府在此建立了仓储和码头,各地货物与商人逐渐汇聚,城市格局初显端倪。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天津成为扼南北漕运与海运的咽喉,城市得以迅速发展并趋于繁荣。明清以来,广东商帮以海商名著于世,所以天津城市的发展,留下了广东人的不少痕迹。这一问题,学者关注较少,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管窥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以此说明城市的发展是与人口尤其是商人流动密切相关。一、广东人进津的背景广东人至迟于清康熙年间已进入天津从事商业活动,乾隆《澄海县志》卷8称:“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糖商于春季“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又“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雪琼等府售卖。天津文献资料也说:“溯当前清初季,海禁大开,闽粤两省商人来津贸易者日众,其时均乘红头船,遵海北来,春至冬返。”闽粤商人长途跋涉抵津后,“嗣因客货抵津,寄顿无所,加以海船惯习,人口出口均须虔祀天后,报答神麻”,于是两省旅津商人集资在天津城北的针市街共建闽粤会馆。①闽粤商人借助船舶从海上到达天津,“建帮之船头绿色,潮帮之船头红色,故有绿头、红头名称,先泊于闸口,后移于葛沽,其船由南至北远涉重洋,故津人又名之曰洋船。”②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也屡有“闽粤洋船”之称谓。清代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天津的商业中心在今红桥区北门外大街(俗称北大关)一带。清代天津北门外大街的南运河边设有常关,往来天津的船只都要到此停泊验关纳税,常关河沿成为各船只卸货、装货之地,由此发展成为商业中心。·49·①②《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第2096页。《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册,第2100页。清代中央政府坐镇北京,积极鼓励南方的闽粤商人北上,促进南北物资的交流。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批准了天津地方政府施行的一系列优惠宽税政策,天津闽粤会馆碑文有较详细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六月长芦等处盐院管理天津钞关重申以前的宽税政策:“照得闽粤商船来贸易,历任念其远涉重洋,风涛颠险,均有宽税之条。糖包每大包准除皮十斤,每小包准除皮五斤,其红白糖内每大包优免十斤,每小包优免五斤,往来船料并免报纳。至水手所带零星货物税银不及一钱者概行优免,仍于税银内每百两克银二两,以示优恤。复念该商在津贸易,洵属循良,又于税银百两再加免银二两,以示格外柔远之意,屡经出示在案⋯⋯为此示仰闽粤商人等知悉:所有一切加恩优恤之处,本院循照向例举行。”当然宽税的目的是希望闽粤商人“安分守法,据实报纳,不得稍有隐漏⋯⋯倘有违犯,一经拿获,定行按律究治,决不宽贷。”为了杜绝闽粤商人偷漏税,乾隆四十三年七月针对“乃有私挟偷税者”,再次加大宽税额,“示仰闽粤洋船商户舵水人等知悉:天津海关本系落地税银货物循例折扣照依时价,每两抽税三分。且念远商冒险而来,每加优恤,于大糖包每包除皮十五斤,小糖包每包除皮七斤半之外,大包红白糖每包恩免十斤,小包红白糖每包恩免五斤。又于共计正项税银之内,每两又复恩免三分,以恤舵手之艰劳。”①嘉庆十二年十月政府又对“闽粤洋船商户人等”晓谕宽税:大青糖每包310斤,准除皮15斤;大白糖每包300斤,准除皮15斤;小红糖每包180斤,准除皮?斤;小冰白糖每包117斤。槟榔等货照上开分两数目对扣税。以上红白冰糖、槟榔等货,每百斤上税50斤,按时估价,每两抽税银3分,每税银百两折收银76两,每两又免3分。②这些政策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政府还会根据商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