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兴”义类述“兴”是《诗经》以“经”传世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影响后世深远、并被广泛引用的文学理论名词。毛公传诗，独标兴体，然而关于“兴”的含义却聚讼纷纭，人言言殊。过去的著作多从解释经义的角度研究“兴”义，窃以为，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兴”义的理解经历了从“用诗法”、“解诗法”到“作诗法”三个阶段。这种变化似乎尚未为研究者所注意。故此，本文尝试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理出一个“兴”义框架。一、用诗“兴”的概念并不仅仅存在于《诗经》学范畴。“兴”与“诗”发生联系，载于典籍的，最早可追溯到《周礼》：大司乐……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大师》）郑玄引郑众语云：“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此外，《周礼·春官·大司乐》又有记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对于这个“兴”，郑注以为：“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郑注以善恶劝谕说“兴”，已经引起了后人很多争议。（如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其实作文之体，理自当然，非有所嫌惧也。”）考兴之原义，私意以为首先当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据学者考证，《周礼》的产生时代至迟不会晚于战国晚期。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尚没有独立的文学批评观念。现在所谓的先秦文论，实际上是从先秦典籍中抽离出来的一些只言片语，这些只言片语，可以同时用来阐述文学、哲学、政治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因此，“六诗”所谓的比兴、用以教国子的“乐语”，不太可能是当时人对诗歌表现方法的总结。春秋时期列国大夫聘问，通行赋诗言志。《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种现象《左传》中记载甚详。“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赋诗引诗，只是借用他人诗句，申明己意而已，并不管原作者之意如何。按照《左传》记载，当时士大夫对于“诗”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于各篇诗的本义，也是没有疑问的。因此，他们不管是赋诗还是听别人赋诗，都很清楚诗作的原意。他们“只注重赋诗的人引诗的用意所在”，“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义尽合”（朱自清语）。不管是赋诗还是听赋诗，都是“用诗”。从战国时期诸子引诗、论诗的情况看，其实质仍然是断章取义地用诗，与春秋赋诗言语专对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在先秦著作中，《论语》也多次提到过“诗三百”以及“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安国注云：“兴，引譬连类。”所谓引譬连类，即由诗所描述的内容引申开来，联想到与此类似的事理，但他所说“引譬连类”指的不是文学上的创作方法，而是修身的道理。《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礼后乎”、“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大概就是“引譬连类”的例子，认为子夏从《硕人》诗句中领悟到了自身道德修养的道理。孔子也在《论语·子路》中论述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说，孔子教给弟子的“诗可以兴”之“兴”，也是用诗的方法。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代，人们所讨论的“兴”，是一种以“联想”为思维特征，以“赋诗言志”为方法、“使于四方”为目的的用诗方法。二、解诗先秦说诗，并不关心诗篇本义，只是断章取义、申明己意，重要的是“用诗者”的意思。随着年代离诗三百的创作时期越来越远，“诗”本义也越来越模糊不清。解释诗本义之滥觞，当为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咸丘蒙问道：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回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不但致力于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