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教版高中语文必修1汉乐府概说VIP免费

汉乐府概说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乐府的兴废沿革。西汉初期的庙堂宫廷音乐大体承袭秦代。掌管庙堂音乐的职官是太常的属官太乐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专职演奏的乐工是世代相授的制氏一家，隶属于太乐，他们“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从高祖到文帝、景帝年代，庙堂宫廷歌舞“大抵皆因秦旧事”。但由于“高祖乐楚声”，因而也汲取了楚地民歌乐曲，时有创编。而到武帝时，“定郊祀之礼”，在太乐之外，“乃立乐府”，于是正式开展了汉代音乐歌曲的一场重大改革。武帝独尊儒术，“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建立乐府官署是他整顿改革礼乐的一项重要措施，缘起于“作《十九章》”，即《汉郊祀歌十九章》。郊祀天帝是秦、汉的传统祭礼，原有古乐，但歌辞“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史记·乐书》）；其乐曲也须整理，因而武帝乃“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同前）。李延年是倡家出身的宦官，其妹是武帝宠姬李夫人。他“善歌，为新变声”。武帝“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汉书·李延年传》）。《宋书·乐志》指出：“汉武帝虽颇造新哥（同“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可见武帝立乐府的目的是在崇祀的名义下，要求用新声改编雅乐，以创作的歌诗取代传统的古辞。为此，乐府官署的任务便是采民歌俗曲以创设新声曲调；选用武帝所欣赏的司马相如等当时作者的颂诗以为歌辞；以及训练乐工、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显然，其实质是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歌曲。乐府官署的目的、任务与原设音乐官署太乐有所分工，效用不同。太乐掌管庙堂之内的音乐歌舞，供祭祀祖宗之用，官属太常，是礼仪官；乐府掌管庙堂之外的音乐歌舞，供郊祀天地诸神和“巡狩福应”之需，官属少府，是供给官，与黄门宦官同僚（《汉书·百官公卿表》）。乐府歌舞的歌颂对象较为广泛，演出地点也随需变动，所辖乐工、女乐众多，成帝时“女乐近千人”（桓谭《新论》），哀帝时编制为“八百二十九人”。大概为了便于皇帝随时召唤，乐工、女乐可能分集几处，所以说“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掖庭、上林苑都由少府属官掌管。太乐和乐府这两个掌管音乐的官署之间分工不同，便于新声广泛进入宫廷用于歌颂功德，点缀升平，供欣赏娱乐；而传统的雅乐古辞则限于宗庙祭祀。所以河间献王刘德进献传统的雅乐武帝便存之太乐，“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效庙皆非雅声”。从武帝立乐府到哀帝撤销乐府，其间不时有人批评、反对乐府，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始终存在。但由于雅乐古奥，“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因而并不流行，不起教化作用。而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从帝王到吏民，都爱好俗曲新声，流行成风。上层统治集团以此满足声色之娱，“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社会上，则“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因此，围绕乐府官署立废的这场音乐歌曲雅俗之争，形式上以哀帝撤销乐府而休，实质上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改革取得胜利，新声渐替雅乐，并积极促进诗歌的发展，终于在东汉导致五言俗体取代四言雅体的正统地位。东汉把儒术和谶纬术数、阴阳五行的迷信糅合在一起，祭祀礼仪更为繁复，庙堂宫廷音乐歌舞沿袭西汉（《后汉书》的《明帝纪》、《礼仪志》、《祭祀志》），“郊祀同用汉歌”（《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序》）。掌管音乐官署的名称改变，职掌调整。其一是太常卿属官太予乐令，“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所辖“乐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