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堂上的“道”与“技”(李震)本文转载自启良春华--上海李春华的博客在《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关于“技艺”的寓言故事，如《养生主》篇中的“庖丁解牛”、《达生》篇中的“佝偻者承蜩”、《徐无鬼》篇中的“匠石运斤成风”、《天道》篇中的“轮扁斫轮”等，都描述了非凡的技工术匠那娴熟的技术操作，令人赞叹。我们看出自《庄子·天道》中关于“轮扁斫轮”的描写：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在这段话中的“有数存乎其间”的“数”就是“术”，《庄子集解》中说：李云，“数，术也。”轮扁认为“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术”（技）是不可传授的，由此可知，圣人之言也是不可流传的，流传下来的只是“古人之糟粕”。在庄子眼里，“术”（技）已完成了由“术”入“道”的跨越，这样的“术”是不可言传的。“道”与“技”的关系，庄子在《天地》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道”与“技”的关系非常清楚，“道”是最上位概念，“技”是最下位概念，但“技”升华为“事”，“事”升华为“义”，“义”升华为“德”，“德”升华为“道”，这样“技”就体现出“道”性，“道”与“技”合一，故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上面说的轮扁能够“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就是在“技”中把握了“道”，做到了“道”与“技”合一，达到了“超技入道”的境界。庄子对尚未得“道”的“百家众技”是鄙视的，认为“劳形怵心”（《应帝王》），赞赏“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的“神技”。取“道”而忘“技”，摆脱技术对人的心性自由的束缚，“惟神是守”，用心专一，就能“技入化境”。“道”就是人们说的常走的道路。《说文解字》解释“道”时说：“道，所行道也。”就是到达目的的具体途径，一点也不抽象，是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到了老子，追问天之所由生，认为“有”就是天的根本，就是“道”，把“道”当成了自然的本体，认为“道”是无形的，“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意义很抽象。管仲之道：“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孔子不讲“天道”，讲“人道”。《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学习“技艺”是为了完成“道”，“技艺”是通向“道”的工具或手段，依此达成人的修养。这和庄子的空灵超越的观点是不同的，始终和人的道德修养相联系。复旦大学博士赵洪武认为：孔门“六艺”真实地写照了技术与道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古代以道为价值中心的取向，是中国人从物质的生存向精神的存在历史地演化的进程。在先秦和汉唐典籍中，“道”常常和“技艺”相通。《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说古代学校选“有道者有德者”担任老师，郑玄注：“道，多才艺也”。《周礼·地官·保氏》：“保氏养国子以道”,马融注:“道,六艺。”《管子》中说：“弈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这里的“道”“术”“巧”都是“技术”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神农杂子技道》，这里的“技道”就是指“技艺”。李商隐有《偶成转韵七十二句》：“少年箭道惊杨叶,战功高后属文章”。日本的“剑道”“武道”“茶道”的“道”就是指“术”，都是接受了汉唐文化的结果。后来“道”的含义逐渐抽象化，又回到庄子万事万物的总规律上来。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道”与“技”起源于道家，同时为儒家所用。其内涵非常复杂和歧异。“道”是万事万物发展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技”是“道”的现实形态。道家和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