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钰：全面推进官办社会组织改革来源：点击数：14更新时间：2014-08-01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马庆钰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围绕利益增减的深层次矛盾明显趋于显化和锐化。与权力主体相关的一系列体制内的角色开始成为改革的主要目标，比如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力的改革，针对国有企业独占和垄断的改革，以及今天论坛所讨论的针对大型行业协会政社不分的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权力主体自身或者直接利益相关者“自我割肉”和“自我涅槃”的过程，难免痛苦不堪，避重就轻，甚或牵强陈辞，消解变通。时至今天，国家改革必须要突破“天花板”，进入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空间。为此，新一届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提出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出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则明确要求行业协会要限期实现“脱钩”，所有我们体制内外的各类主体，包括我们行业协会商会等，一定要克服自我利益的局限，站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紧跟中央部署，执行改革政策，端正改革心态，落实改革举措。我作为今天会议上少有的几位“第三方发言”者之一，想谈谈我对于与政社分开直接相关的“官办社会组织改革”问题。1.官办社会组织的特征和范围所谓官办社会组织，其特征主要是“具有官方编制，依靠官方财政，接受官员领导，体现官方功能”。也就是说，它们有社会组织的称号，却由党政和其他权力机关直接经办或者具有浓厚官方色彩或者背景；有公务员或者参公人员的国家编制和国家财政拨款或者补贴；在人事、财权、决策、职能设定、组织目标等方面，或正式或非正式地受到各类官方部门意志的主导。参考已有的研究观点，我认为有六类组织可以划入官办社会组织范围。第一类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八个“人民团体”，即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第二类是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14个社会团体：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法学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欧美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三类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有财政拨款、有核定编制的社会组织，比如数量占全国社团数量1/4的7万多个行业协会（商会），其中至少80%是官办的，它们身份是法定社会组织，但在人财物和决策管理方面仍保留行政机关机制；第四类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没有财政拨款和没有行政编制，但存在业务主管单位发起和负责人任职以及决策权主要不在组织自身的情况，除了近年的非公募基金会，这类组织在目前登记的社会组织中占据很大比例；第五类是近年有的地方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在退休之际，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占据原有办公资源，索要地方财政补贴，组织某个行政系统公务员强行成建制地发起成立社会团体，对于当地政府管理和相关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形成挤压；第六类是也是在最近两年的新情况，在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基层党政机关和官员在其中直接插手和兼职的现象。2.官办社会组织的影响应当以辩证和发展的方法看待此现象。官办社会组织是传统权力与时代性社会组织逐渐结合的产物，有的存在了几十年，有的是借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势乘势而出的。这种政社不分或者党社不分作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不仅应给予一定的理解，而且也应承认其对于社会转型所起到的阶段性积极作用。在中国社会组织还没有充分发育的背景下，官办社会组织还是以与政府组织不同的名义开展了工作。令人担忧的是，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中，有的官办社会组织打着“国情”名义，或者受“路径依赖”的制约，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特有组织模式。如此将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产生长远不利影响。原因在于：第一，官办社会组织将会影响社会组织之间在机会与资源上的公平性。因为有官办身份和官方背景或者关系，官办社会组织在社会资源和机会的获取上具有民间社会组织所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