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度的苛政在笔者看来，一切人类活动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个是“生活实体”(人们自己的生活实践)，另外一个是“制度设置”(政权对人们的要求)。在性方面，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别人有了性生活，建立了某种性关系，这就是生活实体;而“法定婚姻”则是政权对于人们的性活动的强制管理，这就是制度设置。这两者不一定处处势不两立，但一定时时迥然不同。研究者究竟是要研究生活实体还是制度设置，究竟把谁视为第一性，究竟为谁说话，这不是一个操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价值立场的体现。本书义无反顾地站在生活实体这一边。专偶制度的来历人们惯用的“一夫一妻制度”这个术语，早在1980年代之初就被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改译为“专偶制”。笔者不纠缠于此，而是希望说清楚：它在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在全世界的历史上，这种制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统治的那些地区和时期。非洲没有，印第安人没有，伊斯兰文化没有，印度没有，中国也从来没有。即使是欧洲自己，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也没有。中国从来没有。这不是什么“进步”与“落后”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它在中国无法普遍实行。中国到了清朝中后期，文学中开始出现“才子佳人小说”，开始显露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追求。但是请注意，那是“才子佳人”的要求，至少也是丰衣足食的自耕农的要求(例如“牛郎织女”的传说)，与那些生活无着的妇女毫无关系。到了“五四时期”，当时的西化的知识分子把“性”给高度地政治化了，把传统的婚姻制度丑化为“陈规陋习”与“丑恶现象”，把它归结为近代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他们把“一夫一妻制度”美化为“政治正确”的“精神文明”之一，似乎只有实行这个东西，才能建立新政权，汉民族才能“复兴”与“崛起”。结果，他们一方面高唱“妇女解放”，另一方面却志在剥夺小老婆与小姐的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的权利。1949年以后，“五四”的理想扩大地实现了，直到现在。本来是建立在“爱情总会专一”这样一个人类现象的基础之上的“一夫一妻制”，被政治需要搞成了一种大一统的绝对的“专偶苛政”。所谓“男女平等”变成了良家妇女、大家闺秀与贤妻良母与她们的“成功丈夫”之间的平等，而“二奶”、“小姐”、“出墙红杏”这样的女人们，不但被当作道德上的罪人，而且被当作政治上的敌人，甚至越来越试图把她们变成《刑法》上的犯人。说到底，这种“专偶苛政”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些有资格有能力获得与维系“一夫一妻婚姻”的女性，却断绝了那些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来“向上流动”的女性的生路。说白了，这其实就是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是上层女性对于下层女性的阶级压迫，只不过表现为“贞节”对于“放荡”的镇压。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清朝中后期对于“一夫一妻制度”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人们更加推崇爱情，而不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也就是说，“真爱才需要一夫一妻制”这个命题，恰恰是在中国才能够得以证明，而且比西方更早、更强烈地呈现出来。可是，在后来直到如今的“专偶苛政”之下，爱情恰恰是最没有地位的，被紧紧地套在婚姻的框框之内。我们都司空见惯的是：未婚者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爱情就会被认为不是恋爱而是“乱爱”。在法律上，结婚登记不需要爱情的存在，离婚诉讼又很难证明它的消失。尤其是婚外恋，全中国的人也没有几个会承认它是爱情。不仅如此，如果女人出来主张“出轨的爱情”，那么就会激起一些人格外的愤怒。2005年的“木子美”、2006年的李银河，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因此说，“专偶苛政”不仅是反爱情，而且是反历史，与“中华传统美德”背道而驰。它更是反女性的，不仅是男女战争，更是女性之内的阶级战争。社会性别分析作为一种制度，所谓的一夫一妻，从字面上就确立了异性恋的霸权，排斥了任何一种其他性别结成合法性关系的权利。他们(她们)从来就被认为是违反法定婚姻的“另类人”，甚至根本就被禁止结婚。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女人、男人还是同性恋、跨性别等等，任何一个社会性别都可能冲决专偶制。男人也可以作“二爷”或者“鸭子”;女人也可以主动发起非婚性行为;而其他社会性别更不用说。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大众舆论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