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声律中国古代对诗和在声调、音韵、等方面的要求。依照汉字单音节的特点，三国时李登作《声类》，以宫、商、角、徵、羽分韵，首以五声配字音。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假设五色之相宣。”也提出了字音的调配问题。南朝宋范晔《》中有“性别宫商，识清浊”的话，说明已经注意调配，能够识别五声。周□作《四声切韵》，已开始别离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到梁代进一步用五声来调配诗的音节,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假设前有浮声,那么后须切响。”即要把宫声和羽声的字、浮声和切响的字相互调配。他又提出“”说，即平头、、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前四病为浮声切响(即后来的平仄)的调配不妥；后四病指迭韵的调配不妥。后来更进一步用五声来配四声，但对五声与平、上、去、入关系的说明,却存在不合。沈约所说的低昂或浮切,和在《《》·声律》中所说的“声有飞沉”，都是两分法。四声如何分为两种，在六朝时没有完全解决。“八病”说过于繁琐，沈约自己也不能遵守。到了唐朝，以上去入为仄，平仄相配，符合于低昂、浮切、飞沉的两分法，便慢慢形成了平仄和谐的格律。声律第三十三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攡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馀声，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征，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赞曰∶标情务远，比音那么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本来，诗词声律并非复杂，可是由于古今语音转变，语言环境就有了天大的不同。很多古汉语辞汇已淘汰、消失或演绎了，声调、发音都变得面貌皆非，有的乃至缺乏了古今对应。今人再去学习那些遥远陌生乃至冷僻的语言辞汇，自然很困难了。即便穷其一生致力于声律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很难说把握的分毫不差，更别说只是读了几本词谱或格律方面书籍的平庸如我之辈。因此，我以为对古汉语声律，大可没必要去追求“原生态”——何况也是不可能的。汉语讲声律，源于自身的特点。和其他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汉字是单音节，组成句子读起来就有了阴阳抑扬轻重缓急等的区别。汉字的那个特点，运用到诗词中，就有一种节拍感音乐感，朗诵起来琅琅上口，有了特殊的美感享受。有人利用，有人归纳，渐渐形成了汉语区别于其他语种的声律特点。就如此，也形成了对古诗的特殊要求。以后因为演唱的需要，又显现了词这种形式。词是为古曲填的，要适合演唱，因此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格律。提及来，就这么简单。按说，诗词声律表现的是汉语的一样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