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吴礼明提要：本文把《阿Q正传》置入到发生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方法”的理解结构之中。在批评庸俗社会学因离开文学文本的分析而有害于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指出鲁迅的笔法与技巧等个体行为深刻地与他所处的环境与集体行为密切相关。但“冷嘲”的风格却影响到对作品的把握与理解。尽管如此，作品仍有其深刻的复杂性而耐人寻味。本文着重分析了其中的“悖论”式所体现出的作品思想深刻的复杂层面。在此基础上，本文又着力分析了阿Q形象中的“精神胜利法”的虚妄性，指出阿Q有其“自我意识”，并有着复苏与发展的变动情形。（从而也就构成了行文的情节及理解的线索）这样，作品便在一般意义上纳入了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对小说的有关理解的理解结构之中。一、对《阿Q正传》一些社会学解释的批评二、社会集体行为：传统笔法和技巧的复杂与局限三、作品“悖论”式的表述方式四、阿Q形象分析：“精神胜利法”的虚幻存在一有些社会学方法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时常十分惊人。如周作人周遐寿氏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里有较多的对于人物过于泥实的甚至是附会的解释，在为《阿Q正传》所作的“导读”里，[1]何满子的解说使作品每一句简直皆可作社会政治、思想及伦理式的阐释。如此一来，文学摇身一变，似乎就成了社会剖析的论文了。而鲁迅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2]那么，作品个性上的东西还有多少呢？这也许是当时文学提倡“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地属于作者，所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重回它的文学之道，现在看来，那就是失其根性了。最突出的问题是阿Q形象的复杂性。我们看早期的如《晨报副刊》等对这部作品所作的批评，大都是一般阅读的受众效应代替了对作品文本的分析。而这种效应又是局部的、不系统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表达对于作品的意见，其释阅的连贯性与准确性就值得相当的怀疑了。如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二卷二号的《<呐喊>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在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在《闲话》中说：“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而且，大多批评家所作的“泛阿Q主义”的解说，也给作品的解读带来相当大的麻烦。有一份教参上就认为“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3]这种社会学发展的极至曾是二三十年代围攻鲁迅思想的“枪手”，也是迫使鲁迅极力还击的重要原因，从而造成一种错觉：鲁迅庸俗。直至今日，也仍有其顽固的市场。这样的解释作品，尤其是解释鲁迅的作品便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拔：谈作品，惟有社会思想的深度，而无文学形式的新奇。为走出这个怪圈，重回作品应有的文学之道，我们必须把握作品的真正内涵与意味，以同作品被赋予的外在意念相区别开来。为此，有必要设定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框架内谈讨作品。我们将根据法国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具体地，将适当地进行一些心理分析与社会学分析；并把作品中的某些片段置入到一个“整体的关系网之中”，以“重建”“在社会和文化事实中看起来缺乏意义背后的客观意义。”[4]二吕西安•戈德曼说：“当我们研究文化巨著时，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却发现，通过把这些巨著与其结构的容易阐释的集体整体相联系，则更容易发现那些必要的环节。”“无疑地，这些整体仅仅是相互个体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却源自这样的事实，这些个体都隶属于多种拥有相当成员数量的不同集团（家庭的，职业的，民族的，朋友与相识者的，社会阶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