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已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So：有点长，但值得！这是市县领导参阅的1506篇文章）短短20年间，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险社会”即将在东方的中国形成。的确，这本旷世名作甚至没有提到中国。在二三十年前，风险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更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词汇。在一个刚刚走向“商品经济”的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一种类似于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模式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活遵循一套比较固定的规则和节奏，人们的日常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期。这些期望是家庭、单位和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赋予的。在这种制度下，预期被严格“计划”和管理：国家牢牢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对个人占有的生活资源采取既封顶也封底的全面控制。生活在这样一种秩序下的人们，面对生活中种种无法逆料的事件，往往会试图用古老的“命”“运”来将其合理化，会通过传统的命理学加以窥测，会抱着“好人一生平安”式的朴素信仰，在心理上规避它。即使是特别活跃和敏感的1980年代的知识界，似乎也没有对“风险社会”这种概念产生太多兴趣。换句话说，那个年代的中国与西德社会完全处于两个不同世界，中国社会缺少产生“风险社会”的制度环境，当然也就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在西方，“风险社会”始于中世纪城堡政治的解体，而市场化则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风险社会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更基于一种趋于理性计算的社会心态——理性计算取代了传统习惯和规则，它又是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只有社会的货币化和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当精确计算和细致规划，不再是统治者的核心工作，而成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时候，风险作为一个概念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中国也如此。风险概念在中国真正流行，还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在1994年全面经济改革之后。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对于风险的强烈感知，几乎与改革步骤平行。“风险”首先产生于经济改革的核心区域，例如私人企业、股市、保险业以及改制中的国企，然后随着市场化的脚步，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和就业等，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最后更通过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生态灾害、粮食安全等全局性议题，逐步成为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发现，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财富的多少、文化的高低、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以前曾被认为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除了生死，现在似乎都可以依照主观努力来改变了，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尺度。这诸种尺度中又以财富为核心，因为财富逐渐成了决定其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交换手段。没有人能预料到，中国人在经历了几十年，几乎没有个人财富的生活之后，现在又必须面临一种：财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中的生活。以前一直处于生活边缘的，由身份支配的财富问题，现在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心议题。以前一直没有进入不确定领域的问题，从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到工作甚至婚姻的稳定，现在居然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的担心。先前主要是一个人面临的失败和破产的风险，逐渐变成整个社会对于：老无所依的恐惧，对于钱不值钱的忧虑，对于世风日下的警醒，对于水和空气的担心。从风险的层次上来讲，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风险的集团化，即从个体风险，发展到了系统或者社会风险。简而言之，短短20年间，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变局。一开始，中国人还是对市场所带来的自由和解放，抱有无限期望的。1990年代初，许多人下海，虽然最后多数人可能并未获得成功，但现在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私营企业和私营资本，正是当时一些有勇气承担风险者的丰厚回报。在全面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