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介甫书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浙江书局本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与王介甫书》云：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於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馀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馀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并多闻，至於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蔊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馀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於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於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於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三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馀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於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郑人游於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