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2]。（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的总称。儒家思想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容：第一，重伦理，正名分。伦理是宗法家族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属于道德规的畴。儒家赋予伦理观以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合，既强调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伦理准则，又直接视违背伦理的行为为行为，“出礼则入刑”。礼是儒学的核心容，其本质是等级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孔子的“正名”，就是要通过立法恢复这种等级名分制的权威，使之“名正言顺”，从而保证伦理原则的约束力。孟子也宣称：“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4]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这是人伦的准则。荀子则明确强调“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6]这种等级制度就是把“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等标志封建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