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收敛与中国的增长潜力引言在当前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重新产生了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辩论。然而在这场辩论中，内部收敛所起的作用被忽视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前所未有的增长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GFC）爆发前几年的增长，都集中在中国的沿海省份，而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大幅滞后。截止到2015年，东部省份人均GDP已经是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1.8倍。上海，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其2015年人均GDP达到15265美元，这是中国最穷省份之一贵州省人均GDP的3.5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部省份的增长开始放缓，而内陆省份的增长开始追赶上来。因此，内部收敛可以被看作中国内陆省份经济增长的一项驱动力。这一章研究了内部收敛如何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特别地，我们研究了三种类型的收敛：区域性、效率性和技术性的。区域收敛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内省份的收敛，并允许中国内陆省份享有后发优势以保持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效率收敛是指两个内陆地区趋于东部地区保持的效率水平的收敛，并将内陆省份拉向生产前沿，从而使它们在转型路径上的增长率更快。技术收敛是两个内陆地区向东部地区技术进步速率接近的收敛，并提升了内陆地区省份的稳态增长率。技术收敛会增加内陆地区在转型路径上的增长率，因为稳态增长率是转型路径增长率的一部分。于是，这三种类型的收敛就具有极大地影响中国长期总体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的分析是这样组织的。下一节，我们引入了我们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建立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中国区域增长差异性的基础上。第三节，我们介绍了数据和众多省份报告的增长特征的修正方法。第四节，我们估计了全国和各个地区增长方程，以及在第五节，我们展示了各个地区以及全国整体增长潜力的预测结果。运用这些预测，我们构造了一些政策实验和反事实分析结果，以研究三种收敛类型的效应。第六节是本章的结论。理论框架本章研究的三种收敛类型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众所周知，这一理论可用于预测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条件收敛（Barro和Sala-i-Martin，1992）。特别地，因为国家/地区具有稳态（人均GDP的增长就是技术的进步率），那些具有较低水平人均GDP（或者更低水平资本存量）的国家/地区，就应比那些具有较高水平人均GDP（或者更高水平资本存量）的国家/地区增长更快。于是，最终人均GDP就会收敛（σ-收敛）。实际上，即使具有相同的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率，国家/地区之间也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稳态。因此，收入的收敛并不现实。然而，若给定其自身的稳态增长率，一个国家/地区就会在人均GDP处于较低水平时相比其在人均GDP变得更高时的增长更快（所谓的β-收敛）。这就是后发优势的理论基础。而这种后发优势形成了本章要检验的第一种收敛类型：区域收敛。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东部地区），而两个内陆地区的发展滞后了。东部地区产生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包含以下两点：（1）一直保持高水平的资源效率；（2）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东部省份现在比较接近其稳态水平，所以它们的增速一直在下降。相反，内陆省份一直与它们的稳态水平保持着较远距离，从而在理论上它们的增长率至少相比东部地区的增长率会更高。如果内陆地区可以实现更高的增长率，那么全国整体就可以保持更高的增长率。可将第二种类型的收敛看作获得了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率；将第三种类型的收敛看作正在接近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率。为了给三种类型的收敛提供一种更具有结构化的视角，首先我们考虑下面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SolowModel）的变体。设定某个地区的生产函数为方程（1）。方程（1）中，K捕获了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存量（人口），Y是产出，a是资本产出弹性（从而1-a就是劳动产出弹性）。不仅如此，δ是资本利用的效率指数，A是劳动增广技术的指数。资本利用效率是常数，而A以不变常数速率η增长。人口以常数速率n增长。L*=AL是效率劳动的存量，它的增长率是=η+n。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如方程（2）所示。因此，每个劳动单位的产出就是y=Ay*，转型路径上每个有效劳动的产出增长率，如方程（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