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作者：余英时今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由于中共内部已隐然分裂成所谓“保守”和“改革”两派，而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基本上是弃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路线，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已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庆典”中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庆祝过于热烈则又恰是以助长“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陆的庆毛活动事实上是为了党内两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有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首先，这几年来，大陆上虽出版了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为可据为典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题目太大，简直无下手处。最后，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71年。)这十几年来，因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姑借这个机会谈谈有关毛泽东的几个片段，以为知人论世之一助。我仍然将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1壹、早期的毛泽东毛泽东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三个段落，通过这三个段落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比较具体地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对于每一个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极其概括式的速写。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这是毛泽东决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酝酿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段落，这是他的革命时代，从湖南地区的党的组织者逐步取得了全党领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长征”为转折点)。1949以后是他一个人独霸中国大陆的时期。谈毛泽东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既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个十足时代的产儿。和他同一时代的无数中国青年一样，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清末变法和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上，他则接受了一点西学，如严复介绍的“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湖南的特殊历史背景。1897年阴历10月至次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与梁氏同时任讲习的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等人。这件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旧思想的大冲突在湖南的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毛泽东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的激发而产生了救国的意识。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和继起的《国风报》)也特别对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记“清末民初之际的长沙”和“我的少年时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毛泽东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组织的一个半政治、半教育的团体，及定名为“新民学会”。这仍然流露出《新民丛报》的残存影响(毛泽东早年送还友人所借《新民丛报》的一张便条，足以为证)。“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冲击更为直接、更为强烈；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取代了梁启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谈个人的气质上说，他自然更倾倒于陈独秀个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论，他在1919?1921年之间反而更接近胡适。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