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香港立场突然大变：李嘉诚出现失误在一个强权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变革恐怕将势在必行。二十三条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国情教育也一定会重新启动，土地与住房制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过程中，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依赖于土地形成的大资本财团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触动。——谈占中之后香港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前景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报告是罕见的强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强调香港必须服从中央权威，而且点名批评了一些激进刊物的言论，现场抗议的议员则直接就给架出去了。这种风格是“占中”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我们把这个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闻串起来看，就很容易发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占中”后政策方向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变的情况下，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调整，建立“强权特首”制度。“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变的情况下，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调整——应该说，“占中”是一场测试，把各方面的底线态度基本上测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或者说至少是比较软弱的，也就是对香港反对派的诉求，表现出一种比较左右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也不好说梁本人内心到底怎么想，但起码在直观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责，甚至是有意识在放纵反对派的极端言行来向中央施加压力，试图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诸如奶粉事件、国民教育事件这些问题上，港府基本无所作为，放任事情闹大，然后让中央妥协退让。有媒体在占中后发了这么一则新闻——《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汇报香港“占中”情况》。这则新闻是很耐人寻味的。他汇报了些什么，中央指示了什么，这是机密，谁也不知道。但最终的结果很明显：梁利用这种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强硬的表态下，梁最终放弃了表面上的摇摆，选择了完全站到中央这一边。港府的处理方式，从最开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场，到现在的秋后算账，拘捕占中领袖。这一系列动作都显然都是“每天汇报”之后，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渐开始硬气起来了。与此同时，我们再对照另外两则新闻。第一则，就是占中爆发的前夜，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来访问，打的旗号是希望维护香港稳定。第二则就是占中结束之后没多久，李嘉诚就宣布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香港。显然，李嘉诚等人去北京其实是要去试探中央的态度，希望居中调停，说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选问题上让步，避免“占中”运动的爆发。1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拒绝了。会面的结果，只是习总重申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变。李嘉诚等人去北京其实是要去试探中央的态度调解失败之后，“占中”随即爆发，中央和香港极端民主派的关系终于彻底决裂。而这种彻底的决裂，受打击最大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一批控制着香港经济命脉的大富豪们。我在占中期间发过一条微博，就是说从“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所做的演讲内容来看，他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反应的问题是真实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香港底层人民没有从祖国统一中获得什么好处，青年学生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担心毕业就失业，看不到通过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经济基础，才是“占中”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经济基础，才是“占中”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首先是社会上有了对香港现状的怨气的积累，才可能有西方敌对势力来挑拨离间产生效果。那么这种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大陆这边看来，中央已经给了很多优惠政策给香港，而且还大量廉价的淡水、蔬菜、肉制品供应给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经济繁荣，其它的方面一概不管，给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后你自己还搞不好怪谁？只能怪你们香港人自己嘛。但在香港人看来，就不是这样。1996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基尼系数是0.517，2012年，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8，贫富差距是扩大的。虽然看上去增加的点数不多，但一般认为超过0.5就是很严重的贫富分化了，在这个基础上，每增加一点点都会让底层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个贫富分化的加剧，是跟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不作为密切相关的。李嘉诚输的太大：国人必须明白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