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假说的证据与困惑英国学者 Strachan 于 1989 年首先报道了儿童花粉症的患病率与家庭大小、家中年长同胞的人数呈负相关,并因此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幼年早期从年长同胞身上传过来的感染性疾病对于免遭变应性疾病具有保护作用,从而较少发生湿疹、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以下简称哮喘)等变应性疾病
这就是所谓的“卫生假说(HygieneHypothesis)”
变应性疾病的类型、机体暴露的时间、暴露的类型以及机体对暴露因素的遗传易感性构成了卫生假说的理论核心
除常见的病毒、细菌、寄生虫感染外,暴露因素还包括细菌的成分脂多糖、肠道的正常菌群、宠物接触、农场生活环境等非感染因素
这些暴露因素通过刺激天然和适应性免疫产生的免疫调节,能够降低过敏性鼻炎、湿疹、哮喘等变应性疾病的发生风险
卫生假说曾为西方发达国家哮喘患病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较合理的解释,即西方国家公共健康设施改善、卫生环境改进、生活质量提高以及家庭小型化致使感染性疾病发生率降低,变应性疾病随之增高
然而,美国和欧洲近 10 年来哮喘的患病率较前降低;而既往患病率较低的非洲、拉丁美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患病率则有所上升
显然,卫生假说难以诠释当今世界各地哮喘患病率的变化;卫生假说自产生始便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
一、卫生假说的证据 1
流行病学证据:既往有关全球哮喘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国家和地区间的哮喘患病率差异巨大,甚至地理上邻近的地区差异也很显著
就整体人群而言,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城市高于农村
1994 年的一份调查结果表明,德国西部变应性疾病特别是哮喘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东部,而东部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西部
此外,东部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比西部严重
基于东、西部德国人具有相同的遗传背景,提示感染可能具有降低变应性疾病发病的风险
2000 年我国儿科哮喘防治协作组对城区儿童哮喘患病率的调查结果显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