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个事件浅谈职业病防治法赵锋开胸验肺事件始末张海超，男，28岁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2004年8月至2007年10月在郑州振东耐磨有限公司打工，做过杂工、破碎工，其间接触到大量粉尘2007年8月开始咳嗽，当感冒久治未愈2007年10月份，X胸片显示张海超双肺有阴影；此后经多家医院检查，诊断其患有尘肺病。2009年1月，北京多家医院确诊其为尘肺病。2009年5月25日，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根据有关法规，这个诊断使张海超不能作为尘肺病患者得到治疗，也得不到企业的赔付)2009年6月，张海超主动爬上手术台“开胸验肺”。2009年7月15日，媒体介入报道。2009年7月23日，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否认公司有责任。2009年7月24日，卫生部督导组介入。2009年7月27日，确诊张海超为三期尘肺病。河南省新密市劳动局认定为工伤，张海超已开始申请伤残鉴定。2009年7月28日，河南省卫生厅追究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新密市卫生防疫站等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郑州市委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2009年8月，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诊断出张海超“尘肺合并感染”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对其立案调查。通报称，郑大一附院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此举迅即引起网络舆论热潮。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称问责“开胸验肺”无助“制度尊严”，惩罚开胸验肺的医院是自取其辱。2005年初卫生部就透露，全国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两亿人。目前我国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噪声和辐射伤害等职业危害的职工就达2500万人以上，每年全国的尘肺病患者就有约1万人”。尘肺病是我国产业工人的头号职业病杀手，累计发生尘肺病人数，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数的总和。我国对职业病的防治，主要是这两部法律：《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后者其实是对前者的实施细则，于2002年3月签署“卫生部令”。《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要提供：（一）职业史、既往史；（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四）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五）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关材料。这些材料，得由用人单位出具，这则成为“致命条款”。一旦用人单位提供残缺不全的无效材料，职业病受害者便无法使自己的疾病被认定为职业病。所谓“职业病”，其实是“职业”+“病”，也就是既要诊断鉴定“职业”，又要诊断鉴定“病”。如今这两者都由医疗机构即职业病防治所来做，这本身就很荒唐。看病的机构，你只管诊看疾病本身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证明张海超这样的人得的是不是“尘肺病”就行了。至于他是不是“职业”所导致的该疾病，完全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来认定。而现在的法律，将两者一股脑儿都集中到职业病防治机构，导致他们拥有对一个职工是否得了“职业病”的生杀大权；他们如果从本位利益出发，习惯性地站在企业一边，那么结果就是可想而知了。第49条：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第50条：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第51条：职业病病人的诊疗、康复费用，伤残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病人的社会保障，按照国家有关工伤社会保险的规定执行。第52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等等等等。面对这样的“法律责任”，一些用人单位的第一选择必然是“不让本单位‘出现’一个职业病人”。那么，其习惯性思维往往就是：找到捷径，利用“杠杆”原理，花小钱去把职业病诊断机构给搞定。张海超早已被发现肺部有问题，但检查结果被他打工的工厂扣留。当他有了自觉症状并得到多家医院的检查确认时，他打工的工厂拒不出具必需的检测许可，当他通过上访获得许可后，法定诊疗单位否定了他的病情。按照程序，他染上职业病以后，几乎只有等死一条路可走，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