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何处,张炎1953年初秋，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萧光同志约我写一篇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一位青年科研人员的事迹。我先是有点犯难，因为我对青霉素等等生物制品一窍不通，怕完不成任务。萧光是位热情爽朗的女同志，她将了我一军：“人家齐谋甲能从只上两年半学的小兵成长为科学工作者，你怎么会写不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大热天连续几次去天坛公园内的研究室找齐谋甲访谈，最后写成了一篇《一个14岁的小兵怎样成了科学工作者》，发表在《中国青年》上。这已是40年前的旧事了。从那以后，多年来再未见到过齐谋甲同志，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几年前，有两次从报纸新闻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知道他已担任了国家医药总局局长要职；后来又从电视上见到他，却已鬃发萧然，完全不是当年那个瘦弱清秀的模样。不久在一次为一部文学作品颁奖的会上相遇，我走过去问他：“您还记得我吗。”他从沙发里站起来，凝视两三秒钟，双手抓住我的手，摇了又摇：“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您可是胖多了。”当时人来人往，我们无从叙谈别后40年的经历，他没有详说，我也没有多问。何用多问呢。当年，一个14岁的小兵进城以后，分配到药物研究部门，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不仅学通了从来学过的数理化基础课程，掌握专业知识，还在药物研制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如今，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直在医药战线上孜孜不倦，最后站到医药总局的领导岗位上。我从不以职位高低论英雄，踞高位以权谋私的贪官人人唾骂，尸位素餐的庸官并不少见，齐谋甲决不属于那一类，有他半生走过来的脚印可以证明。不过，我仍然很想知道他这40年的风雨历程。同我们许多人一样，他的人生道路不会很平坦。几天前，《中华医药报》的一位编辑来访，我问起齐谋甲同志近况，他说：“齐局长上半年已经离休了。”我不觉一怔：怎么他已到了离休年龄。屈指一算，真是到了这个年纪，可我还记得他是一位20岁的青年科研人员。那几年，我曾为《中国青年》《辅导员》等杂志陆续采访过一些先进青年，介绍过他第1页共3页们的动人事迹。这几天，我找出1956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第一个火花》，重新翻阅，勾起了尘封多年的记忆，仿佛又会见了40年前那些青年朋友。他们之中，除了齐谋甲，近几年曾经重逢的只有一位，就是当年北京师范附小的班主任、现在担任市教育局领导工作的汤世雄同志。其他那些朋友，我不禁一次次在心底呼唤：你们如今在哪里呢。川江上的航标员郑兴高，你想必早已退休，不需要每天夜晚驾一叶小舟去点亮江面上一盏盏航标灯了吧。三峡工程上马，你每晚往返的那段老鼠洞航道将要成一片平湖，你在江水里洒落过无数汗水，来往旅人还会记得当年夜晚川江上那一串不闭的眼睛吗。40年前的青年技术员潘燕生，你还在石景山发电厂吗。你在17岁那年走进厂门，曾立下志愿，要做一名红色工程师。算来如今也已到花甲之年，首钢也已在改革大潮中脱胎换骨，发展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红色工程师有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当年的市劳动模范又该立了多少新功。华南师范学院附中的少先队总辅导员高志光，我至今还记得你那双南国青年炯炯有神的眼睛。你带过一茬又一茬少先队员，成为那群少年热爱的大哥哥。你说过：“从这些孩子里，将来会出现无数的熟练车间工人、航空设计家、科学家、农学家、教师、艺术家……到他们为祖国建立功勋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忘记红领巾时代党对他们的培养和关怀的。”现在，你可能是一位双鬓斑白的老教师了，你还记得你的那些少先队员吗。还同其中一些人常常来往吗。那时，我访问他们以后，按编辑部要求写了稿，匆促交卷，似乎事情就告一段落。其后编辑部有时转来几封读者谈自己的感受的信件，此外就没有什么下文了。光阴荏苒，人事纷纭，记忆屏幕上几乎只剩下退了色的痕迹。这次若不是去翻一翻30多年前的那本小书，我怕是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实在对不住40年前结识的朋友。40年，一想起来，总使人百感交集。有时晴空万里，灯火辉煌；有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忽而多云转阴，忽而雷电大作。那么，他们是如何过来的呢。那几位正直、纯真而又执著第2页共3页的青年知识分子，能闯过1957年的“丁酉之难”吗。能逃脱诸如“白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