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未来20年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编者按:9月5日,本报评论周刊刊发王逸舟先生所作《未来20年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应对》一文后,收到很多读者的积极反馈
事实上,在王逸舟先生看来,除该文所分析的国际制度存在网络化、新旧交替矛盾加剧,及军事优先性下降等三个趋势之外,未来国际关系的变化还存在其它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和脉络
今年以来,无论是中美、中日、中欧,还是中国与东南亚邻邦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少新的变数,中国外交面临不小的挑战
这一背景下,王逸舟先生特再次撰文分析国际关系与制度发展相关动态,以为读者理解中国应对之道及国家中长期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性思路
技术进步等后发因素重要性上升仔细追踪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里一如既往存在着激烈争夺、“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表现
这里只从三个角度略作透视
其一是地缘政治学说的不同阶段与特征
近代早期有所谓的“陆权论”;19世纪又有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的“海权论”
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的考察,创立了新的“空权论”(制空权学说)
由此不难发现,21世纪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可能体现出传统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力的延续与超越
其二是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
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碳、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主要能源动力,然而新的趋势已经显现,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发挥超出自然幅员和人口规模的国际作用
其三是“熊彼特命题”的启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生产方法的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