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乾嘉史家的博古与知时

解析：乾嘉史家的“博古〞与“知时〞第 2 页解析：乾嘉史家的“博古〞与“知时〞所谓“古〞与“时〞的关系，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这一命题始终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成为历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大家都以“博古〞著称，致力于为古史订误补阙，历史考据学蔚然成风。由此导致相关研究中的一种误解，认为乾嘉史家“博古〞而不“知时〞，有人据此批评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中，完全脱离现实需要，为考据而考据。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一时期的史家具有“博古〞倾向，就断言他们有“嗜古〞之癖; 治史路径上的“博古〞未必一定昧于“知时〞，也未必就一定导致历史观念上“厚古薄今〞。恰恰相反，由博文稽古所夯实的深厚的古学功底，反而使他们发现了古史中的诸多问题，从而对“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好古而不薄今清代乾嘉时期，治史注重考据的风气到达极盛。他们诠解蒙滞，审核舛驳，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而在博综史事、探本溯源的过程中，很多史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了“好古而不薄今〞的辩证意识。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历史考据学的杰出代表，在研究中不迷信古史， 亦不专信一史， 而是旁征博引， 反复考订。 他提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 潜研堂文集 ?卷十第 3 页八?续通志列传总序?) 他强调博古考据的重要，但同时也明确说明，稽古只是订补古史的重要手段，而绝非目的。他对于名物、职官、舆地研究，都非常注意古今的会通和历代的因革损益，明确反对“重古轻今〞的学术倾向。针对清人所见的金石资料远胜古人的情况，他更是慨叹说：“谁谓今人不如古哉 ! 〞(? 潜研堂文集 ?卷二五 ?山左金石志序 ?) 同为乾嘉史家翘楚的王鸣盛也强调：“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 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十七史商榷 ?卷八二 ?唐以前音学诸书?) 他非常注重“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锋利地批评治史“不通古今〞之弊，切中了某些佞古积癖学者的痼疾。洪亮吉也大力抨击当时社会上一些陋儒的“佞古〞之弊，认为“风俗之厚薄，原有今不如古者，亦有今远过于古者〞(?卷施阁文甲集 ?补遗 ?再与袁简斋书 ?) 。他强调古今有短长，时代有差异，不必事事师古，展示了在“博古〞与“知时〞上的理性认识。作为清代浙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