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链接一》附录一：关于国有银行的改革回顾与展望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１９７８年始到改革开放３1年后的今天，我国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96—98）”变身为现今的“利润奶牛”。回顾其间的蜕变过程，总结改革中的“得”与“失”，对银行业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首先，国有银行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后，1979年初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诠释并注意两点）。”围绕着这个方向，各家国有银行不断推进企业化、市场化经营，创新运营体制。经历1988—1989年国有银行承包经营改革试点失败之后于１９９４年成立３家政策性银行（1992年李总理有两个指示，经历1993年的“严打”—发现金融业的问题相当严重：大量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股权融资领域；大量信贷资金帐外经营；不量资产太多；政策性硬缺口相当严重；“全国性的三角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金融秩序相当混论！！！），旨在将国有银行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使其成为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１９９８年，财政部发行２７００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同时通过４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近１．４万亿元不良资产，为国有银行卸载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加入WTO大势所逼！）。遗憾的是，这种外部措施“治标不治本”，因此收效不大，到２１世纪初，几大银行又产生了大量不良贷款，平均不良率高达２５。47％。（2001年朱总理批评相龙后，才有了2002年全国性银行业不量资产的准确数据！）于是，２００２年之后，从理论界到决策部门开始对前期改革进行反思并形成共识，改革仅仅依靠注资、剥离等“物理变化”难以取得成功，必须通过“化学变化”进行制度创新，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进行再造。因此，在２００３年后国有银行的新一轮改革中，明确其方向是“按现代金融企业的属性进行股份制改造”，并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重塑公司治理结构、推动银行上市，使几大国有银行变身为股份制的现代金融企业。因此，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可谓一次深刻的制度变迁。（注意中建模式与工农模式的差距！农行模式的取得是很艰难的！）同时，还要看到国有银行改革的“溢出效应”，国有银行改革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在国有银行改革的过程中，通过成立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来行使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功能，向国有银行派驻董事，进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成效显著的，是我国国有资本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探索，也为之后进行的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这种“溢出效应”也反映在干部管理体制的监督上，改革之前，银行的干部任命更多体现为政府机关性质，官员在各个银行之间换来换去完全取决于政府意志，外界很少有各种反映，默认这是一种正常自然的调动。但是，银行改革之后，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制更加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日益完备，对于董事、高管等人员的职责、任期等均有明确规定，这样既保证了公司治理的稳定，也降低了变动成本。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看，这约束了银行内部的“暗箱操作”。这种机制也使政府对银行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以往“爱管闲事”的家长变为开明通达的监护人，这不可不谓银行改革的另一个“溢出效应”。当然，总结银行改革取得的骄人成绩，也不妨碍对一些问题的反思。比如，面对“贱卖论”的质疑之声，也须有所思辨。无疑，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体制创新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以“贱卖”指责来否认国有银行改革是站不住脚的。但现在回头看，如果当初对改革的统筹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或许之后的质疑之声也会更少一些。从几大银行股改上市的实践来看，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建行Ｈ股上市；２００６年７月，中行Ａ股上市；同年１０月，工行Ａ＋Ｈ股同步上市，这一连串的动作，可谓紧锣密鼓。但事实上，在建行上市之时，中行、工行的战略投资者工作已完成。如果当时能够事先更好地进行统筹规划，把各行上市时间适当拉长的话，比如说在建行上市之后再考虑中行、工行的战略投资者引进，这样，由于建行股价上涨的示范效应，将会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