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及超文本理念VIP免费

后结构主义及超文本理念摘要:后结构主义与电子超文本技术相互应和,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文本形态与文本观念的变革。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兰?巴特关于“引人写作之文”的论述,福柯关于知识考古学、权力网络和全景敞视主义等观点,都和超文本理论息息相通。深入考察后结构主义和超文本理念的关系,有助于认清社会思潮和信息科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键词:后结构主义;超文本;信息科技;社会思潮由于电子出版物和万维网的普及,超文本的应用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超文本开发者在各个文本单位之间加以明确的链接。这些链接开辟了新的文本空间,并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符号相互关系的认识。超文本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批评家何为:超文本时代的批评理论》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最近的著作那样,超文本重新设想了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巴赫金对多声部的强调、福柯关于权力网络、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关于根茎的“游牧民思想”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现代主义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本文着重论述德里达、巴特和福柯的思想与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处。一雅克?德里达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发表的演讲《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讨论是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伦敦《时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写作也的确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或具体派诗人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3]这些人的非议是事出有因的。德里达颠覆文学从属于哲学的观念,难怪其作品在文学界的影响超过哲学;他所热衷的解构,带有鲜明的文字游戏性质,难怪学术界视之为某种“恶作剧”或“鬼把戏”。尽管如此,德里达在20世纪下半叶所曾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驱之一。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3]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在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瞩目于多个作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系统,那么,在场与不在场的划分便失去了严格的界限。德里达发明了“延异”一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在法语里,它的发音和“差异”一词相同,只是写法上第七个字母有ａ和ｅ之分。这个新词是听不到的,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辨认,因此恰好可用来概括文本的特点。根据德里达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