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市场经济而言，中国是后发国家，因此，在经济理论界，中国少有造火的“上帝”，但不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少有开天的“原创领袖”，但不乏精明的“文化贩子”。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发明的价值在于运用，谁用得好谁就是赢家。华夏祖先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却只用它来玩游戏、做鞭炮，西方列强则用它造出了无坚不摧的坚船利炮。一支画笔，可以绘出万千江山。纸还是那 X 纸，墨还是那方墨，笔还是那支笔，画家勾出神，画匠摹出形，画徒描出四不像。我们设备不如发达国家，技术不如发达国家，经验不如发达国家……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缺乏”，但只有有一样东西我们必须“富裕”乃至“过剩”，那就是“后来居上”的决心、勇气和行动！领导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蒋介石领导的“飞机加大炮”，靠的就是这种决心、勇气和行动。这就是我们所要发动的“软件革命”，这就是我们诞生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所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软件革命”？这个“软件革命”，应该包含“三步曲”：一是学习，二是整合，三是制造。学习，就是“拿来主义”，或者叫“新拿来主义”。旧“拿来主义”强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占有、后选择，这是短缺经济时代的“圣旨”，因为拿得慢了就会两手空空；“新拿来主义”强调先选择、后占有，这是过剩经济时代的“圭臬”，因为拥抱月亮就会错过太阳，有个机会成本问题。《铁道游击队》之歌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就是“拿来主义”的竞争方略。学习的第一步实际上就是“模仿”。人与动物均从模仿起步。狮狼虎豹扑食，要从模仿它们的长辈开始，否则，虽有尖牙利爪，也不能撕兔剖羊。一个人呱呱坠地，即开始模仿：模仿语言，模仿行走，模仿感情，模仿思维，模仿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模仿，俄罗斯的改革是对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模仿，结果这一模仿造就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即使经济理论界本身，也有“模仿”成功的 X 例。比如中国经济理论“三大家”：主 X“市场”的，就得“市场”雅号；号召“股份”的，就得“股份”专称；大谈“破产”的，就得“破产”大名……其实，在他们提出该主 X 之前，市场经济、股份制、破产法不是已经好端端地存在了几百年了吗？但中国之前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第一个“拿来”--不，第一个“模仿”：把文化从一个国度“模仿”到另一个国度，把思想从一种制度下“贩卖”到另一种制度下--于是，这些模仿就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