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洲史学讨论论文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历史学家。撰有《明夷待访录》1 卷、《明儒学案》62 卷、《南雷文定》32 卷、《行朝录》九种以及《南雷诗历》等，编有《明文海》482 卷。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讨论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 20 世纪中国学术讨论的风向标。讨论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 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日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讨论。”(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 年第 6 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初探》，陈恭禄《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 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 年代后，讨论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