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升迁稳坐的原因：千百年来，包拯以仗义为民请命、与民伸冤除害闻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爱戴与仰慕。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口碑相传，世代不衰，并敷衍了许多传奇的故事。赶上个好脾气的皇帝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从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环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由嫂子(包拯系独子)带大成人，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此种演绎可以理解，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包拯 29 岁考中进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在功名与尽孝中他选择了后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发点就在于此。从以后实践来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这是旧时代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要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据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思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从内心深处感谢他，歌颂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载，包拯为人刚直，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他一生坚守大奸必摧的原那么。吴奎在他《墓志铭》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包拯从政时，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开国时期那种朝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精神，已逐渐消逝，官员大都变得懒散，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这给从小就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时机。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视谏官的作用，从而对权幸之辈有所打击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气，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实际是谏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辉无不集中于此。北宋台谏是有别于以往的一种监察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台官与谏官事权相混，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