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颁布至今，差不多十多天了。北京这边对他、和因他的获奖而引发的一切一切，还是一个不衰的话题。 因为是同龄人又是前同事，几天来一直遭受包抄逼问：他是谁？作品如何？人品如何？我一般都说：网上找网上找，什么评价都有，自己去想。但假如对方不依不饶，直觉“兹事体大”——北京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在当局那“我们没兴趣”的假装里边，有多少愁肠百结的周密安排外加恫吓，我也就常常和他们讨论个半天。 我与高行健当同事的那些年，正是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包括知识层次和哲学审美层次——却还没有找到喷薄而出的渠道的时候。 这“渠道”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 所谓客观，大家都知道，一部作品在中国推出，要过多少折人志气、毁人灵性的关卡，还不要说那自残自戕式的“自觉与党保持一致”，以及近年迅猛抬头的“看在丰厚酬劳”面上的媚俗。高行健与政治非常疏离。这疏离不是出于清高，也说不上恐惧，他根本就没活在那个情境之中。不在此情境却须时时折回头上下左右打点，这并不比鲁迅形容的“侧着身子战斗”轻松。 不错，他曾经申请入党，或许也发过“为党的事业献身”之类的豪言。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无法与坚贞纯洁的沈从文相比。但这正是他要探询的“人性软弱”的一面，而且他毕竟挣扎出来，从那个调动全部社会资源将人变为机器零件环境中。 假如没有对像他这样疏离的人都不放过的挤压，外加那则肺癌误诊，他或许还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忍耐着、苟且着、相当克制地抗争着……但它们不由分说地轰然而至，惊破了人性中常有的消极、怠惰。还等什么呢？高行健决定以“有限的时间”做他最想做的事：探询生命的原意、体验生命的真髓，然后——假如“时尚我待”，说出想说的话。他出发了，什么文坛、剧坛纷争，什么绊羁着我们俗人的种种牵挂、纠葛，已经全不相干。他轻松上路，活一天算一天，而且只活在自己“赤裸裸无须掩盖的真实里。”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精神获得自由的同时，他所有知识与文化积累、包括语言技巧，都活起来了。 至于主观，以我的从旁观察，从他 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到他离开中国的那十年间，还不十分清楚究竟什么形态是他表达感受的最好渠道——各种艺术形态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说，他从来不甘心自身感受的表达要拘泥于人为规定的框框。他的开始画画也是出于偶然：先是请人替他画几幅作礼品，后来想想何不自己画呢？有丰富的内心感受、有开拓性的鉴赏力，学院式训练几乎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