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讨论（之二） 二 在估量两淮盐商他们每年平均盈利及其财宝规模之前，仍需要交待他们的起源。前面已经提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米粮与食盐交换体系崩溃，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边商”一大部分是山西、陕西人一起移民到两淮地区，在该地又与另一批商人集团，即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商合流。两淮地区在开放盐业贸易后，给了这两批商人新的商机；他们过去因为家乡土地贫瘠，长期以来游走于全国各地从事贸易，并以勤劳与节俭着名。他们具有庞大的资本，准确从盐业贸易中获得厚利。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万历三十年曾任广西右布政，在他有名的着作中描述到：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繦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则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甚菲啬，……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 虽然这两批商人过去详细的历史已留下记载，但是他们中许多人寓居扬州，在万历版的《扬州府志》记载：“土着较游寓二十之一。”直到了道光十年徽州与山陕商人独占大部分两淮的食盐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就可以一直永续下去，如同乾隆三十五年版的徽州首府歙县的方志中指出：“虽邑固有单寒之子，无尺寸藉而积渐丰亨者；亦有藉父兄余业，未几而贫宪乏不振，甚至不自存者。”，卷 1，〈风土〉，页 24a。）虽然要将明末清初扬州徽商与山陕商人的变化作一统计并不容易，但《两淮盐法志》的传记部分确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在估量两淮盐商平均每年盈利时，他们每年贸易总额是必需要讨论的。虽然在顺治元年嘉庆五年之间人口有异常的成长，但两淮地区在十八世纪后期每年食盐总额只从 1，410，360 引增加到 1，685，492 引。然而，事实上在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内食盐总额几乎已增加了一倍，因为每“引”的重量到十八世纪已经从原来的 225 增加到400 斤。在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初期，原始每引的重量 225 斤不断地膨涨，或因允许有卤耗，或因改善盐商在荒年的苦处，或只是为了给予特别商帮的利益，结果是引的重量随时或随地都有变化。在雍正四年法定引的重量是 344 斤，直到道光十年仍是作为付税与官方估量食盐价值的标准。乾隆十六年后商人被允许携带每一引有额外恩赏的 20 斤免税盐。到十八世纪末通常还会加上额外的 36 斤作为卤耗。这也是为何陶澍在道光十年重新规定了一引 400 斤。大致上来说，在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