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师，张良说：“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
”项伯则说：“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师：古人认为“义”，就是“宜”
《 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
”韩愈在《原道》中则进一步解释：“行而宜之谓之义
”也就是说，人的言行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就可称为“义”，反之则为“不义”
课文中曹无伤背叛刘邦向项羽告密，项羽置怀王之约于不顾而欲“击破沛公军”，范增以下犯上都可以说是“不义”
项伯给张良通风报信，“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闯帐护主等等，都可以称之为“义”
项伯救护刘邦可以称之为“义”，这一行为却违背了楚王的根本利益则又可以责之为“不义”
可见“义”是相对的，如同“骨气”一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道德标准不同，“义”的内涵也不一样，我们不能以抽象的“义”作为评判是非的尺度和立身处世的准则
生：有人认为樊哙在席上讲的话跟刘邦一模一样，“仅是语句上稍有变化而已”，对 不对
如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师：两人讲的话中心大体一样，但侧重点不同
刘邦侧重于辩解，强调的是自己“不敢倍德”，樊哙则是理直气壮责之以“义”，首先申明自己“死且不避”，继而陈述秦王“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暗中已将项羽推向了审判台
而后明确指出怀王有约在先 ，沛公虽然先入咸阳，却又“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 言沛公“劳苦功高”，责项羽“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实为“亡秦之续”
生：张良献礼，项羽、范增二人态度为何不同
师：项羽对刘邦借故脱逃仍然麻木不仁，根源在于他迷信武力：兵力单薄的刘邦不足为患范增则深知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同时也为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精心策划的阴谋破产而恼怒
不仅把玉斗“置之地”，而且“拔剑撞而破 之”，更大骂“竖子不足与谋”，可谓气急败坏
故事至此结束，“立诛杀曹无伤”则是对开头“告密”的交代，是尾声
师：项羽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