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骄傲的咸鱼别人付账值得炫耀，自己买单更值得骄傲。毕业十年，很多同学的样子已经开始模糊，而离开学校时大伟说的这句话，却始终刻在脑海中。我们的学校是省内著名的金融高专。2000 年毕业后，我去了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小储蓄所。而大伟留在了哈尔滨，没有工作。其实如果他点头的话，老家信用社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大伟跟我说，他走出了农村就没想过再回去。大伟送我上了火车之后，兜里只剩了 30 元钱。可饭总是要吃的，大伟的表哥在哈尔滨有一个不大的浴池，他便在那里蜗居了 3 个月，烧锅炉、通下水道、刷拖鞋、帮忘带钱的女人记账，给拔火罐的男人买香烟。表哥托关系帮他弄到了一个进机关单位的名额，前提是三千美金，折合人民币两万七千元大伟不同意。父亲连夜坐火车来给他送钱。那天，雨下得很大，浴池地漏恰巧堵了，父亲进屋时他正拿着钩子犯愁。父亲当时把装钱的兜子塞 给他，说了句“这活不是大学生干的。”便拿过钩子通下水道去了。或许在老人眼里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是穿西装端金饭碗的，怎么可能干这样的活儿？大伟最终也没有去那个机关单位，他说他做不到心安理得。父亲东拼西凑的钞票成了他的第一笔创业资金。“鑫源音像”的牌匾在他毕业后的第四个月立在了哈尔滨的土地上。那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店面。10 平米的小屋，柜台里面镶嵌着二手市场的电脑桌、货架后面隐蔽着脏衣服臭袜子，1 米不到的卫生间棚顶铺着军训时发的床垫，门口的一对落地音箱吃饭时便成了餐桌。租碟、卖碟，是大伟的全部营业项目。一天下来，多则三十五十，少则三块五块。他常会一个人躺在双脚悬空的床垫上，想象着明天的生意。这是排遣寂寞的唯一方式。货架上一排排的电视剧，一本本的 VCD，大伟根本无心观看，那时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赚钱！一桶方便面，一根鸡肉肠，一盘花生米，一瓶啤酒，一地烟头。连续两年春节，大伟都没有回家。用他的话说已经无家可回。父亲不肯原谅他，母亲无法理解他，因他辍学的妹妹也在电话中默不作声。人在落魄的时候总会遇到更落魄的事情。2003 年春，大伟的存折数字刚刚攀升 5 位数时，“非典”肆虐，对面的大学封校，他的生意顿时一落千丈。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大伟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有时会一天打两三次。现在想想，两个大男人没日没夜地煲电话粥，真是恶心至极的事情。而那个年纪的我们，离家在外的我们，没有显赫背景，没有得意事业，没有娇妻爱子，甚至身边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忙碌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