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一贯喜爱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注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开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量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