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下) ——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 汪晖对”科学主义”的反思，立基于他对西方启蒙理性观念以及当代批判理论家对”理性”观念的反思的省察：”从历史角度看，’理性‘一词早已失去了它的单义性，不过就启蒙的传统来说，18 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即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理性都是同样的。宗教、道德、理论和各种现实是可变的，但这种可变性中却隐含着坚实的同一性，这就是理性的真正本质……就批判理论来说，理性与主体的自由互为先决条件，即理性以主体的自由为前提，自由也以理性为条件，主体依靠理性能力获得自由，而自由又依赖主体的解释。”［44］他引述哈贝马斯对韦伯”三个自由领域”的解释：”……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把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分为三个自由的领域，即科学，道德和艺术……自 18 世纪以降，旧有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被整理为有效性的特定形式：分别是真理、正义、真实和美。这些有效性可以被视为知识问题、正义问题、道德问题和审美问题来理解。因此科学的论述、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批判和制造都随之而正规化起来……于是产生了认识－－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等三个结构。”［45］他进一步阐发这一思路：”自胡塞尔以来，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反思这种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事实／价值分裂，进而试图克服经验／法律规范的断裂，弥合由此派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这一努力集中于哲学的层面，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方向，但核心问题是清楚的，即重新构思理论真理的概念，建立真理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的关系”［46］。 基于上述理解，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借助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对”社会主义的谬误”及其认识论根源－－”科学主义”的批判，汪晖指出：”中国知识界没有来得及深化地讨论这一问题在西方思想中的渊源脉络及其历史含义，也没有考虑中国近代思想及其文化渊源的现代意义，便根据中国思想与经验主义传统的差异展开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批判”［47］。 从认识论的反思进入社会理论反思，针对 1978 年以来汉语学界的”启蒙理性”叙事以及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对哈耶克思想的阐发，汪晖进一步指出：”……当人们把市民社会、自由市场以及个人权利的范畴作为与’国家‘及其极权主义对立的范畴运用时，没有追问’社会‘、’市场‘和’个人‘是否像’国家‘一样也是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