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维度对县治限权机制的思考当前进行的县政改革,是以“扩权”为导向的，忽视了“限权”在发挥县政组织优势、防范县级权力滥用、保证县域进展理念与中央保持一致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在探究“扩权强县"时,还应从政治分权和权力制衡的视角，设计针对县政的限权机制，以改善县政的组织优势和社会治理结构、防范县域进展偏离科学进展观轨道。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县制改革,主要措施是进行由“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和“省管县”的改革。为此，学界反复强调权力下放，甚至呼吁“能下放的权力都下放”，以此来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的进展。这种“扩权强县”的改革思路，最初针对的是长期束缚县域经济进展的“市管县"体制,它无疑对解放县域生产力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进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各种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的时期，假如只是强调“扩权”强县，而忽视对县政应有的“限权",则可能有失偏颇，反而不利于真正达到“强县”的目标。对此，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讨论县政限权的出发点、主要途径及最终归宿,以使县政“扩”中有“限”、“限”中有“扩”,完善县制改革和提高县治水平，进一步推动我国县域进展。限权的出发点是优化县政的组织优势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出现“郡县治则天下安”的社会治理效果，关键在于县级政府的组织优势是一头连接着“朝廷”,一头连接着百姓,这较其他社会治理结构有着更为明显的信息畅通优势。一方面，一县的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可直接上书皇帝反映本县的民情;另一方面，朝廷的政策可通过一县长官传达给百姓，减少了政策贯彻的层级渠道.这种模式较好地实现了“君民联手”,对于防治中层官僚系统官官相护、欺下瞒上式的官场恶习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古代社会的县政也有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县政”作为衔接皇权统治与基层民众的“桥头堡”，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扩张力,导致“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县殆不止千人矣”的现象；二是县政始终处于上下夹击的“两难境地”，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三是县政实质是一种“以民养官”的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事权”与“财权”极为不对称。古代社会县政的组织优势在当下的中国并不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是党内任命，中央下管两级，即中央组织部管到省级和地市级。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为下管一级，也就是说，基层官员只需对上一级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且，由于县政主官并非本县民众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