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安全与健康的三大驱动力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未来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特定风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然而，不同的社会在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都存在相同的驱动力，即管理、经济和企业价值。管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与个人有关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关注与日俱增。这种对个人的关注，说明社会希望控制那些可以预测的危险。随着教育的发展，社会个体希望获得安全生活的权利意识增强。这种增强是一些社会政策的结果，而这些政策最初是为了取得其他社会效果所设计的。例如，一项缩小家庭规模的政策既强调了个人价值，又减少了大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还让人们懂得，风险是应该而且可以控制的。这种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压力会导致两种标准的产生。历史上关于安全管理的实例也证明了规范标准会带来很多益处。例如，煤矿开采的规范标准被引进到德国、英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以后，由于对瓦斯、煤尘和设备提出了限制，安全指数也随之提高。最近，由于新技术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式的采用，规范标准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他们的观点基本存在一种对改善工作环境的最好的方法的假设。随着工艺过程的快速发展，关于原料、替代加工和自动化控制的预先设想似乎与提高生产力背道而驰，规范逐渐让位于执行标准。执行标准通常被用来确定所要达到的状态；为达到那一状态所必需的干预，则建立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通常是企业自己完成的。这种企业责任制，在特定的社会、特定的行业里，例如汽车和化工行业，是由管理者和劳动者共同分担的。这种标准的缺点在于通常情况下很难在事件发生之前作出评估，同时他们的特性决定了他们需要高标准的监督检查。这种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欧盟指令”中，例如，指令要求对工作存在的风险作出解释，却未要求对风险本质的解释，或未明确解决这种风险所必需的干预手段。在欧盟国家中很流行的三方理论（政府、雇主和劳工），更有可能完成对这种方法的必要改进。经济在多数发达国家，由于伤残带来的工人不能工作的花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管理决策的过程。在美国，保险费用是由雇主来支付的，它包括全部的医疗和赔偿（工资损失）费用。这笔费用是工人家庭健康保险的大部分。名义上，这种情况产生了一项直接的激励机制，因为这笔费用对企业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利润损失。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笔费用是由企业而不是决策管理层承担的。在一个季度预算循环中，这种支付方式留下了隐患，因为没人会要求决策制定机构赔偿其后续损失。在上一个10年，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要求保险费用由直接导致损失的单位负责的趋势越来越强。这至少部分地影响了决策制定的过程。在医疗保障体系完备的社会里，医疗保险以及工资损失的费用通常主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英国国家卫生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因素对不健全的管理决策依然存在影响，但这种影响已经被大大弱化。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中国，很多成就的取得在于发展西方式的经济模式，采用西方管理方式和现代会计方法。然而，在劳动力价格一直很低以及目前企业在包括住房、医院和学校等项目上耗资不菲的情况下，企业用于安全和健康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然，一些外资企业的情况要好一些。与不完善的安全和卫生系统相联系的花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确定因员工受伤致残使企业各方面受到损失的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在大多数社会里，受伤的个体只花费企业很少一部分钱；然而，如果受伤的个体残废了（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来公司上班），所谓的赔偿金除了要支付工资损失之外，还要承担大量的医疗费用。这种情况促成了一种保证工人即便受伤或健康不佳也能继续呆在企业的新做法。可控保健、康复、分配较轻任务或者换岗，都是安全与健康条件演变的典型做法。这也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工伤或残疾是可以管理甚至可以真正控制的。这个过程决不是要求工人们在危险以及存在健康隐患的环境中工作；那种做法属于20世纪早期维多利亚环境下的典型管理类型。相反的，有足够证据表明让受伤的工人继续留在公司中不仅有利于公司的经济利益，对于受伤的个体更是受益匪浅。事实上，研究显示，将受伤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