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语文访乔羽初小玲我想采访乔羽。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采访“乔老爷”,竟是我来报社十多年来最尴尬的一次。我一见到乔羽，就把酝酿已久的问题提了出来：“您的歌为什么让人久唱不衰？”乔羽慢慢吐了一口烟，面部笑肌把原本不大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我不知道。”我一下“卡壳”了，突然发现自己这个问题提得有多傻。他也许发现了我的不自在，用力吸了口烟，自己说了起来：“我写的歌词，经人谱曲流传出来的，按比例说，大概只有1%，那99％是不流行的。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那99％的词不一定写得不好，可就是不流行，我有什么办法？”“您能否说点具体情况？”我需要的不是这些――我心里暗暗想。尽管他说得坦白、真诚，并非矜持，也无做作。“就说《思念》吧，歌词是10前写的，也有作家谱了曲，并且都发表了，可就是无人知道。去年经谷建芬谱曲，在春节联欢会上毛阿敏一唱，就流行了。有人说我赶得上时代，可《思念》是10年前写的，10年后它却流行了，真有点滑稽。更可笑的是，去年除夕，我与家人一起看电视，事先我一点不知道当晚毛阿敏要唱这首歌。待电视播完后，我还很纳闷儿，怎么大过节的唱这离别之苦的歌儿？过了一会，一个亲戚打来电话：听到您的歌了。这歌太好了，自从我们与台湾关系松动，许多人写歌，谁也没写好，怎么您一写就成了……我拿着电话真是哭笑不得。没有办法，诗是无法解释的，人家怎样理解就是怎样，歌词也一样。”“那么其他的歌儿呢？”我有点急了。他仍是慢条斯理，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我写的歌词大多是‘遵命文学’，遵朋友之命。比如说《我的祖国》，那是我1956年写的，当时，我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特约编剧，正在江西写《红孩子》电影剧本。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接连不断地来电报催促我回长影，为《上甘岭》插曲作词。我曾看过剧本，除了坑道就是大炮，这能写出什么好歌词？沙蒙也很固执，电报不断。我索性放下手头的创作，八千里路云和月，赶到长春。看完样片，我被银幕上战士的爱国精神感染了。‘对歌词你有什么要求？’我问沙蒙。他说：‘只希望将来片子没人看了，歌仍在流传。’好家伙，他这一句话可把我憋住了。我把自己关在长影‘小白楼’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住地喝酒。一天天过去了，沙蒙每天到这儿来看看，喝口酒就走，什么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他是在催我的词呀。10天过去了，我将憋出来的歌词递给沙蒙：‘好歹就是它了。’沙蒙默默看了几分钟，一拍大腿：‘就是它了。’没过几天，沙蒙又找我，让把歌词里‘一条大河波浪宽’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我说，这可不行。这首歌是写家乡、写祖国的。人们都会思念故乡的河，哪怕是家门前一条小水沟，在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这样‘我家就在岸上住’，才使更多的人感到亲切。”对乔羽的第一轮采访结束了，整理出来一看，从他的嘴里依然得不出为什么“久唱不衰”的答案。不行！我咬咬牙，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又来到航空饭店。按钟点到了，他还未到。闲坐着无聊，看见郭兰英在楼道闪过，“何不先去找她聊聊”，我追了过去。我正与郭兰英夫妇交谈，乔羽来了，我一时不能中断谈话，等结束后，他又要出去了。真是鬼使神差，我只好硬着头皮与他同去，在行进中的车上，我又开始了新的采访。“您在不同时代作词的歌曲为什么能流传下来？”我还是固执地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想从他嘴用心爱心专心里抠出个究竟。见我“穷追不舍”，乔羽吸烟，把头靠在车座背上，“让我想想。”沉思片刻，他这样对我说：“如果说，我的歌词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我注意在不同年代写人民群众里的真实感情。还是说《我的祖国》这首歌，当时正是新中国诞生不久，这可是来之不易啊，每个中国人都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这种朴实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那时心里对今后祖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那种向往之情真是无法言喻。上甘岭的战士也是怀着这种心情走上战场的，这种感情就是50年代人民大众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把它融进歌里，再现出来，人民就接受它。”乔羽的这段话使我不由得想起1984年，中央电视台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实况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情景，除旧迎新的钟声刚刚敲过，坐在电视机前的许多人此时心里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