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的“现代化”——送给每一位历史人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而国内现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却在各种场合发出不那么乐观的声音。无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大学教室，无论是通过专题片《大国崛起》还是自己的学术专著，钱乘旦始终在提醒人们：不要过于信任现代化，那注定是一条不平静的旅程。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服务当下中国英国史研究、现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后……这样的学术身份，让钱乘旦罩上了一层“西洋”色彩。而他的许多做派确实也像个西方学者，尤其是英伦学者。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遣词造句，钱乘旦都洋溢着一种绅士风度；他撰写的专著，也往往诗意纵横、文采飞扬，让人联想到汤普森、褒曼等英国思想家兼有抒情与文学品质的作品。钱乘旦与共和国同龄，是一个“老三届”，十几岁就中断了学业，到苏北泗洪插队，一呆就是6年。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钱乘旦凭借“读书”这个天生的兴趣，在插队岁月中奠定了迈向未来的基石。“文革”结束后两年，钱乘旦顺利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蒋孟引先生研究“世界历史”，学术潜力从此喷薄而出。1987年，钱乘旦的第一部著作《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现代化研究的著作。书中，钱乘旦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三种模式”：以英国为典型的和平、渐进方式；以法国为典型的革命、暴力方式；以德国为典型的旧统治者主导现代化的方式。10年之后，钱乘旦又出版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对这些模式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也进行了探讨，指出英、法等国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德、日等采用的是“统制式”经济模式，前苏联等采用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等等。作为一位历史学教授，钱乘旦遵循中国传统“以史为鉴”的思路，注重历史的借鉴和训诫作用，其立意在求其用于当世。他着力从发达国家近几百年来的变化发展中总结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力求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借鉴，这一研究思路因立意深远而见称于学界。可以说，早在20年前，钱乘旦就已经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影响都局限在象牙塔内。直到最近5年，他才迈向公众领域，而这一转变，始于国家最高领导向他发出的一纸邀函。从中南海到《大国崛起》的行走2003年8月，钱乘旦应澳门科技大学之邀前往讲学。到澳门仅仅几天，他便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通知，邀请他去中南海讲学。在和澳门科技大学协商之后，钱乘旦立刻从澳门赶回南京，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里没日没夜地泡了好几天。8月24日下午，钱乘旦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九次学习的课堂上，就《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个题目进行讲解。“中南海讲学”被许多媒体报道后，钱乘旦的名字由此跃出学术界，为更多社会人士所知晓。由于他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有人猜测他会和当年复旦大学教授王沪宁一样，以幕僚的方式参与政治。人们如此猜想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似乎历来有一种“国师”情结，希望能将自己安邦治国的韬略付诸实践。而在给中央领导讲课的两年后，钱乘旦的一个举动似乎映证了人们的猜测——他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南京大学，来到了北京大学。钱乘旦本人否认他来北大这件事与政治有任何的关联，也拒绝回答来到北京之后，有没有继续给中央领导上课这个“敏感”问题。他表示，国家领导人应该养成多听知识分子意见的习惯，因为知识分子确实有其特点：他们思考得比较多，了解的东西比较多，因此有些看法也许是有意义的。在欧美国家，领导人经常会就各种问题咨询知识分子，比如美国总统会经常找大学教授，“只不过他们把这种事情看得比较平常，不会那么隆重地登个报之类的”。具体到自己的研究领域，钱乘旦认为，中国是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走在前面，经历了那样一个进程。在那个进程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从很多角度来说，教训比经验更为重要。如今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他们需要我去说什么，我当然会去；但是我不是官员”。事实上，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