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藏生死书》：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学者萧功秦曾感叹：“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太单一了，大家都像一个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但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了死亡教育。“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王一方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老人火冒三丈，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死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人为什么要死亡？”“人死后会去哪里？”“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作家张丽钧也讲过一段美丽经历。那年，她跟团到德国旅行。早上起来遛弯时，突然发现：“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吃早餐时，张丽钧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他们的墓园好美呀！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苹果树下，是一条条原木长凳。长凳的边缘还发着幽幽亮光，这是人们常年光顾弄出来的“包浆”。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钧感叹不已：“徜徉在这样的墓园里，我没有恐惧感，相反，这里静谧安适的氛围，竟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于是，我在这个墓园里留了影。那张照片，至今都是我的最爱。”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只有在那个法定假日里，大家才来意思一下：看重金钱，就送去面值大得吓人的冥币；看重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看重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车。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乔布斯一生颠覆了四大行业:用iMac颠覆了电脑，用Pixar颠覆了电影，用iPod颠覆了音乐，用iPhone颠覆了手机。正如iPhone开启智能手机时代一样，这四大颠覆，各自都开创了一个时代。乔布斯为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为17岁时，死亡教育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从那时开始，过了33年，我在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于是，他决定“向死而生”，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生活，如此才有了震惊世界的四大颠覆。所以乔布斯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