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VIP免费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导读材料一、著者与内容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被部分学界人士认为是第3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二、特色与简评自现代以来，困扰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两大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世界时不失去西方世界的本色;如何维持西方世界内在的精神张力。前者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诸神之争，后者先是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的问题，后来演变成西方内部精神事务古今之争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角度看来，两者构成西方在古代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时代后最严重的一场多元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和问题，慢慢劫持了整个非西方世界，变成了人类的精神债务。关于古今之间的关系，西方有西方的政治哲学-神学理路，现代西方诸大哲皆有回应。在此不予探究，唯以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之于现代西方秩序(也即韦伯理解的“神人关系”与现代性政治)，杜维明和余英时立论之所主要依傍者，可稍作清理。于西学上，杜维明和余英时皆以韦伯学说为其立论基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立论有相对立者，甚至有过争辩和你我批判，但在我看来，大体取向却相同。韦伯声称资本主义现代化虽源于西方，却具有普世意义，由此得出一个推论：其他文明要发展现代化，必须从西方引进。——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他对几个教派如加尔文派、虔信派等考察的结果是，新教伦理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生，世界其他文明传统中的宗教伦理，均不具备同样的功能。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的世俗化倾向造成“天职”观念随新教而兴，成贯穿新教各派的核心教义：“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然而，韦伯得出这些结论必然有很多假设，例如“有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甚至在一些注释里，韦伯隐含了很多如“加尔文的信仰是宗教史上众多的逻辑与心理后果之间关系的例子中的一个，这种关系为的是能从某些宗教思想中发展出一种实际的宗教态度”这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暗示：普世性本身是独特性。——这就是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西方式的内在深度自我作为理论地基的隐秘端口，在世俗性、新教“神人关系”之于西方现代性秩序之后，隐藏着韦伯什么用心和隐晦的教诲?这些与普适性相悖的信息是很关键的，西方世界的韦伯研究者对此心领神会。如哈贝马斯等人就把它和康德的“世界秩序”连接起来：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必须是西方的普世秩序，否则，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和平的获利机会、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就是空中楼阁。“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不言而喻的。”对韦伯“罗马的法理学，是一个从城邦国家上升到支配世界地位的政治结构的产物”这一最为重要的提醒，哈贝马斯心知肚明，也明白它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历史，却有意无意地不去深究，——谁也不愿意承认西方只是因为支配世界而获得“普世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而魏玛民国著名的法学家施米特，更是从韦伯的字里行间读懂韦伯精神，并进而以此作为施密特本人的思想：这个世界的核心问题仍旧是“诸神之争”。施密特划分国家契约和社会契约的观点，划分三种立法者的观点等，皆是韦伯政治哲学的延续：韦伯所关注的首席政治家问题。韦伯最为清楚，必须维护西方的这些价值在面对非西方世界时不至于沦丧：从城邦国家上升到支配世界地位的政治结构，有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西方的精神是宗教与哲学的独特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