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文革之痛VIP专享VIP免费

“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近日，一则名为《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的新闻刺痛了诸多人心…[详细]。但当隐隐作疼的人心再次不约而同地集体指向“文革”时，反思本身已不完整。这类告密已不同于传统告密模式《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丑陋的告密之恶。这类告密，已突破了传统告密模式“亲亲相隐”的底线，有完全不同的发生逻辑。传统告密模式虽然残酷，但仍强调“亲亲相隐”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远者，如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出台“告缗令”，即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缗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这般损招。“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司马迁总结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说：民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国“得民财物以亿计”，“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终于发展到中产之家全部破产，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储蓄的境地云梦秦简。秦虽鼓励告密，但仍有“子告父母,勿听”之规定近者，如台湾50年代到80年代的“白色恐怖”。学人王鼎钧觉得自己身边当年遍布告密者：“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那时候，台湾在蒋经国的主持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台湾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无论古今，这些传统告密模式，或是群众运动，或是当局撒网，虽然残酷，但“亲亲相隐”总是最后的一道底线。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学的秦国，《商君书》里虽有规定“民人不能相为隐”，否则必受株连，但云梦秦简里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张家山汉简里的规定更严厉：“子告父母，……勿听而弃告者市”。…[详细]阶级斗争新思维下，血缘感情须服从于阶级感情，大义灭亲式告密遂层出不穷但在文革中，“大义灭亲”事迹——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哥哥检举弟弟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母”这类案例，亦非鲜见，“亲亲相隐”的底线已全线崩溃。何以会如此？阶级斗争新思维是个中关键。如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人性•党性•个性》一文，认为“任何种人性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东西，而是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问题就是阶级性的问题”；再如1957年，针对社会上“不近人情”、“六亲不认”的批评，《学习》杂志刊文指出：“‘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文章公开支持以“阶级立场”为标准“大义灭亲”：“当一个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干部检举自己亲属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与自己的反动阶级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时，右派分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六亲不认’。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好公民、好干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阶级的俘虏。”1958年第22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还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对巴金小说《家》的批评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评巴金的小说“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文章说：“（小说中的）高老太爷是这个黑暗王国的国王，所谓‘一家之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人物，残酷毒辣，死硬地维护封建道德，杀人不见血。……到他临死的时候，作者不是用充满仇恨的笔调去引导读者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