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6 页)Good is good, but better carries it.精益求精，善益求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辨，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中国现代思想相接驳的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本文旨在理清对这两个词的历史语境上的解读问题，并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体制权力 社会伦理 与 司法容隐权的关系。 一 在古典文献中的出处 “亲亲相隐”最早见于文献《国语》[1]，作为经典叙述的“亲亲相隐”则见于儒家经典《论语》“子为父隐”的典故。这是儒家“亲亲相隐”主张的原始出处，也是儒家最明确的原则性伦理意见或伦理主张。 “亲亲相隐”在中华法律体系上称“亲亲相容隐”而首次将其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是《汉书》中汉宣帝的一份诏令[2]，在唐朝时，该原则进展基本完备[3]。此后“亲亲相容隐”一直是中华法系中一项原则性规定，指禁止或者不鼓舞亲属之间互相控诉或者作证。 “大义灭亲”出自于《左传》石碏为国诛子的典故，而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维护正义，不徇私情，使犯罪的亲属受到法律的制裁。” 关于“大义灭亲”的明确法律规定在中华法律体系中则鲜见其例。只有《秦律》中“夫妻相告”的条文，意指亲属间有检举揭发的义务。[4] 二 在传统思想体系中的解读 有关于“亲亲相隐”的儒家经典中最典型的两段是“瞽瞍杀人”和“子为父隐” “瞽瞍杀人”见于《孟子•尽心上》，原文如下：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这是儒家经典中饱受争议的一段话，有论者称其为“腐败行为”，[5]并以此否定“亲亲相隐”的合理性。我认为这个案例问题的最关键在于；舜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和“隐亲”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 从体制上来说 舜是这个司法过程的“局外人”（ 夫舜恶得而禁之？）。 从伦理上来说 舜是犯人的直系亲属（儿子） 这个划分是很重要的一点，它道出了“亲亲相隐”和“腐败行为”之间的本质区别。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亲亲相隐”是就纯伦理关系而言的，而批判者构建的现象是“体制---伦理”重叠关系的，认为舜利用职权来“隐亲”。而这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的推断。毫无疑问，舜的“隐亲”是一个纯个人的行为，他没有干涉皋陶的司法过程，腐败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个案例的另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