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与北京话参考资料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规范性。语言是否合乎规范，从根本上说，是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内容也并不是僵死的，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每个人的经历和语言背景不同，对一些语言现象是否算是已经约定俗成，已经规范，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好冷，好漂亮”是大家公认的普通话说法，可是“好高兴，我好进来吗”里“好”的用法是否也可以算是普通话？目前新闻媒体常出现“按揭”“收入不菲”之类的词语，商店餐馆常贴出的“本店有售”“生猛海鲜”之类的招贴，这些词语是否应该仍旧算是方言词语？“打的、面的”现在已经是北京市民最常用的词语，“的”字还由此增加了一个过去没有的阴平读法dī，这种用法和读法算不算是已经进入了普通话？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方言区的人或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回答肯定不会相同。不只是语法和词汇如此，已经有了明确标准的语音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从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确定以北京语音作为“国语”的标准以后，七十多年来，北京语音的标准音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但是，标准音的“标准”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一般的认识似乎只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具体地说，就是只理解为《汉语拼音方案》或注音字母里所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音是否准确，如果细致一些，再加上轻音儿化和连读变调。这些内容确实已经能够勾画出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是，如何发音才算是符合标准，例如韵母iong可以不可以读成撮口呼，“左边（儿）”，应该不应该儿化，大家的意见就不一定一致。至于音节进入语句后产生的各种音变以及语调的高低升降等，就更难给出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普通话的语音并不等同于北京话，但区别究竟在哪里？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解释，把北京语音中的方言土语成分取消就是普通话，例如“东西儿”“逮dei小偷”是北京方言土语，“东西”“逮dǎi小偷”就是普通话；再进一步，还可以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来确定，例如“骨gǘi头”“学xiǎo太极拳”是北京方言土语，“骨gǚ头”“学xué太极拳”就是普通话。但是，在语音教学中遇到实际问题，这样的解释并不一定那么管用。北京话往往把“我们两个wǒmenliǎngge”说成“我们俩wǒmliǎ”，这种说法早已经常出现在书面语言里，一般都承认已经被普通话所吸收，但是其中的“我们”可以像北京话一样说wǒm吗？北京话也把“两个人”说成“俩人”，把我们三个wǒmensānge”说成“我们仨wǒmsā”，这些说法是否也能进入普通话，至少在目前恐怕是不同意的占多数。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一）会儿”应该读第四声（yi）huìr，语音教学自然应该根据《审音表》来注音，教师在课堂上也必须这样教，可是，至少是在北京，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听到的可能还是读第三声的（yi）huǐr，甚至教师在下课时说“休息一会儿”的时候，稍不留意也会说成第三声（yi）huǐr，这自然会给学生带来困惑。是允许这种“俗读”进入普通话，还是必须坚持伴音表》规定的正音标准，也是语音教学难于处理的问题。普通话虽然是超越各方言之上的汉民族共同语，但是必须植根于方言之中才有生命力，否则就会僵化。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想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十分清楚明确的界限，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条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处在这条模糊界限上的语言成分是不稳定的，有的渐渐被普通话吸收，有的最终被普通话排斥，要看社会是否共同有此需要，从近几十年普通话吸收方言词汇的情况是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过程的。普通话语音和北京话之间也同样存在这样一条模糊界限，只是变化没有词汇那样迅速，那样明显，比较容易察觉的是儿化韵和轻音音节。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词语特别丰富，成为十分突出的方言特色，普通话也有儿化韵和轻音音节，但儿化和轻音词语要少得多。儿化词语在书面上的写法很不规范，例如“小孩、一点儿、花儿、玩儿”以及“冰棍儿、馅儿饼”等等，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也是需要儿化的，可是在书面上写不写出这个“儿”字则是完全随意的，甚至是不写出的时候居多。至于在口语里第二音节必须轻读的普通话词语如“太阳、先生、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