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已过去18、9年了，但在记忆中却迟迟不能消退，我感到奇怪。20年的教师生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故事，许多事记不了也不想记，唯独这件当时没有刻意为之、事后没有刻意记忆的事，常常跳出来搅动一下心绪，提醒我该怎样做一个老师。我得把它记录下来。主动当回“替罪羊”潘健一、“方便”不方便学校很破旧，设施很简陋，整幢男生宿舍楼没有一个卫生间，学生“方便”一下，得先下楼绕过前面的围墙，来回有将近300米的距离。这确实给学生生活带来了不便，尤其是冬天的晚上，隐忍着尽量不“方便”，成了学生难以言说但又感觉痛苦的尴尬事。事急从权。有些学生在“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的观念指导下，“随地”处置了。开始也许是个别学生，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变成大家皆知的秘密”，“随地”成了整幢楼学生的“普遍行为”。于是，那段时间，男生楼“臭气熏天”，外人不敢涉足。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领导、教师坐不住了，在那个学生主体地位尚未被普遍认同、学生应有权利尚未被高度重视的岁月，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事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学生责任心差，素质低下，禁止他们的不雅行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先是正面疏导，明确要求，再是三令五申，明令禁止，尔后是“怂恿”举报，力求突破，最后是声嘶力竭，威胁恫吓，所有的招数都使用上去了，效果只有一个字：无。学校领导震惊了，管理干部愤怒了，工作人员气坏了，这还了得，赫赫一个县处级单位，堂堂一个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民教师为神圣使命，以引领社会文明为当然职责，竟连区区“方便”小事都解决不了，真是斯文扫地，颜面无存。是可忍，孰不可忍？二、“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是穷尽所有办法后的当然选择。学校开始内紧外松，安排人力，用上了公安破案最不屑用又不能不用的手段——蹲伏。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坚持不懈的蹲伏下，一个学生终于被当场“逮住”。说他是“出头鸟”，并非因为他是随地“方便”的“始作蛹者”，而是他不幸成了要被“枪打”的第一人（当然也是仅此一人）。这个学生是我班上的学生，我在当时还是一个刚出大学门的年轻班主任。捕到这只“出头鸟”，学校领导、管理干部、工作人员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终于可以“洗脫”“无能”的“罪名”，“树起”“儆百”的“靶子”了，当然，也用不着在天寒地冻的深夜异常痛苦地蹲伏了。严肃处理，严厉打击，这是众口一词的处理“口径”。想来也正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逮到”一个“典型”，不好好做做文章，实在说不过去。处理意见很快就出来了：让他在广播会议上对全校师生作公开检查。这种处理在今天看来甚至算不上是惩罚，但在当时，却是异常严厉了。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对。然而，一个微弱但很坚定的声音发了出来：我不同意。这是我发出的声音。我并不是“护短”。如果这个学生行为习惯一直不好，是个“惯犯”，我会同意给他加点教育的力度，但是这个学生品行一直不错，一犯错误就上“手段”，我认为不妥，此其一；学校没能为学生提供必须的生活设施，“诱发”了学生的错误行为，学校也有责任，且这个学生只是众多犯错学生中的一个，仅处理他，我认为不公，此其二；这个学生来自农村，生性内向，言语木讷，自尊心强但又脆弱，让他在全校师生广播会议上做公开检查，我觉得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此其三；另外，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80年代初期，谁家子女能考入师范学校，无异于在当地方圆几十里放了颗“卫星”，进入师范的学子个个心高气傲，胸怀大志，互相铆着劲，谁也不服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完检查之日，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学生心理堤坝坍塌之时，说得严重点，这个学生很有可能从此就毁了、废了。因此，我不同意这样做，我坚定地、耐心地、不甘地与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商量、沟通甚至恳求，然而，领导的态度也非常坚定、耐心和不甘。事情僵在那儿了。三、当回“替罪羊”情况明摆着，我是拗不过领导的。一是他是上级，我是下属，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组织原则，我不能违抗；二是他是长者，我是初出茅庐，人微言轻，缺乏“抗衡”的资历；三是民意在他那边，我势单力孤，找不到“同盟军”和呼应者；四是我作为这个学生的班主任，没有教育好学生，本来就是“戴罪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