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战《天国之秋》的作者是耶鲁大学中国史的博士裴士锋。他口中的师父是名气更大的史景迁。在他的笔下，我看到一场耗时长久的枪炮战争，但更大的收获是看到一场发生在清朝和太平天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尽管双方的意识形态都只是徒有虚名。故事要从一个诡异的时间节点讲起。1860年的一个下午，一只规模很小的太平军，开始进攻上海县城。燃烧的黑烟，让天空变暗，他们遭到英国和法国军队的猛烈还击。就在这一时期，英国的额尔金伯爵带领的另一支军队，正在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往北航行，准备对清朝动武。后来，圆明园会被烧掉，咸丰会逃到承德去，《北京条约》会白纸黑字签下来。但在那个下午，两支英国军队的行动令人困惑。伦敦《泰晤士报》一篇透着迷惑的社论写到：“一般而言，一国人民分裂为两派时，外来入侵势力会倾向于和其中一方合作，但中国的政局与所有通则背道而驰。”多年后，中国另一场革命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也不适用于英国军队。《纽约时报》注意到这种突兀。这家报纸的社论说，太平天国想要创造的中国，其实就是英国想用武力打造的那种中国，比如尊重宗教自由。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后，爱尔兰国会议员史卡利质问：“烧掉它做什么？是要博得中国人的好感，还是要让他们皈依基督教？”相比学生时代被按着头读的、从新华书店里出来的历史课本，看完这本《天国之秋》，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原来当年的“帝国主义列强”，曾经和他们国家的报纸一样，对太平天国抱有真正的期待。在书中可以看到，一系列译名奇怪的老外，对太平天国抱有初恋般的热情，深信一个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一定会屹立在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确，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建国的理论基础。但如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我认为当洪秀全1834年第一次在广州城外的村子里，做出那个异梦时，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未来数年能凭这一套，像变魔术一样云集数十万大军，一路向北，打过长江去，与清朝分庭抗礼。如果我是洪秀全，白天站在士兵们面前还没什么，但晚上回家关起门来，肯定要躲在被窝里偷偷笑出声。在那个此消彼长的时代，除了茶叶、瓷器和洪秀全，还有什么来自中国的东西，能让列强们抬起正在分食世界的头颅，真正投来一点点兴趣？但在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里，虽然仍然罗列“上帝”一类的字眼，但与宗教相关的内容已经降到最低，更多的是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具体条款。他要办企业、通贸易、开港口。洪仁玕很清楚，光凭上帝的旗帜，是没办法保住天京的。意识形态不能当饭吃。而对打破清朝惯例、在老家湖南建起湘军的曾国藩而言，想要杀进天京去，却要靠意识形态的东西去鼓动人心。因为1853年他开始练兵时，这个帝国也没有饭吃。普天下已有一大片并非王土，大运河被隔断，地方的田赋有一大部分收不上中央来。怀着募款招兵的心思，曾国藩只能从民间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告诉他眼中的那些钱袋子——湖南的那些富裕乡绅——喂，太平天国想干的可不只是推翻清朝，而是要断你们的命根。在1854年的《讨粤匪檄》中，他指责太平天国是对中国既有生活方式的威胁，表象之一就是他们禁绝儒家典籍。他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没少过叛乱，但从未有叛军敢把矛头指向儒家，再怎么穷凶极恶的叛军都“不犯圣庙”。在曾国藩的描述里，这是一场本土儒家和外国基督教的战争。但战争打到1861年，曾国藩对面的敌人忽然就面目全非了。这一年，太平天国控制区里，那些忠于清朝的学者忽然发现，这里的科举考试居然也开始考古书典籍了！这里有好几层诡异的逻辑：原本，整个太平天国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科举落榜者的怨气。但当洪秀全坐到天京的王宫里时，他居然反过来认同科举制度还是选拔公务员的好办法。于是太平天国也开科取士，最初只以《圣经》为基本考试内容。但当1859年讲一口流利英文的洪仁玕来到天京时，事情开始起变化。洪仁玕看出了曾国藩的诡计，看出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危机。在他的主导下，天京决定将中国古书典籍纳入考试内容，孔子重出江湖。这一年的，江苏地区的科举考试，作文题目就出自《论语》。而在洪仁玕一些受过教育的下属，甚至私下告诉来访的外国访客，自己根本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