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卷第4期2011年7月长沙大学学报JOURNALOFCHANGSHAUNIVERSITYVol．25No．4Jul．2011例谈《唐诗三百首》中的经典偏失*杨鉴生，吴留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241)摘要:诗歌选本是反映编者诗学观的良好载体。蘅塘受康乾时期诗学流派论争影响，虽尽力平衡各派观点，亦不能完全置身其外。身为封建学官，蘅塘自然、自觉地成为政教和诗教的卫道士。且限于启蒙定位和现实需要，《唐诗三百首》选诗的艺术性难掩瑕疵。对于选本的客观分析评价，有助于正确地阅读鉴赏、选择接受诗歌。关键词:唐诗三百首;缺陷;李贺诗;审美接受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81(2011)04－0073－03《唐诗三百首》是迄今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唐诗选本，是审阅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媒介，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和经典化。但因受其特定框架标准所致，亦受编者蘅塘本人鉴赏评价水平所限，该本亦有偏颇之处。现以李贺诗为例，探析特定诗人诗歌在《唐诗三百首》中的扬弃状况及其原因。一选诗格调宗唐排宋、以盛为尊在《唐诗三百首》刊行之前，学堂一直拿“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作为儿童启蒙课本，正是看到《千家诗》选材不精、体制不纯等诸多缺陷，蘅塘才决心编选《唐诗三百首》取而代之。蘅塘在其选本序言中批评《千家诗》“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1］一方面是给选材划出时代范围，即专选唐代诗歌，另一方面也有格调的要求暗含其中。北宋魏泰首开唐宋诗争之滥觞，一直到蘅塘所生活的清代，争论从未停止。“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2］钱钟书先生亦曾言简意赅的道出过两者的区别:“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3］(P2)宗唐与宗宋是历代诗家流派的一个重要区分依据。王士祯为首的神韵派和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先后主盟康乾诗坛，且均以唐诗为正统。受其影响的蘅塘，亦认为唐诗才是诗歌的正宗，所以对带有宗宋色彩的《千家诗》大为排斥。蘅塘所选之诗，不仅要符合唐代诗歌这一要求，还要合乎唐诗格调这一标准，唐诗中有宋调之嫌的作品，《唐诗三百首》也弃之不录。明代最具代表性的诗学家高棅将唐诗诸体细分为九品，“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为旁流。”［4］奠定了尊崇盛唐、轻贬中晚的选诗基调。“夫性情所寄，千载同符，安有运会之可区别?而论次唐人之诗者，辄执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扬轩轾之过甚。此皆后人强为之名，非通论也。”［5］从美学欣赏的角度平心而论，初、盛、中、晚唐诗歌各反映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和诗人的心路历程，可谓各有千秋，本无优劣之分。但从诗歌发展和学诗选材的角度来讲，盛唐诗成就最高，最宜效仿。“盛唐之诗，其音岂中唐之诗可同日语哉!中唐之诗，其音岂晚唐之诗可同日语哉!”［6］宗盛唐者往往视中晚唐诗歌为下乘之作，不足为范。诗到元和体变新，“元和而下，调变音殊，意浮文散。”［7］有论者甚至将矛头直指李贺诗，“长吉乃诗体大变，安可与初盛唐合一乎?”［8］(P347)且“李贺古诗或不拘韵，律诗多用古韵，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韵上去二声杂用，正合诗余。”［9］(P263)从选篇来看，《唐诗三百首》收录盛唐诗161首，大历诗51首，元和诗仅33首。包括李贺诗在内的元和诗被视为唐音变调，李贺诗更以“诗余之渐”而遭小视，致使中晚唐一批优秀之作见弃集外。二启蒙读物的定位《唐诗三百首》序言中说“录成一编，为家孰课本”［10］，故而该本的期待视野首先即是就学的世俗儿童，在这种受众标准的框架中所选诗歌有如下特点:(一)语句简单通俗，读之通顺晓畅。例如，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中并无生僻字，但意味无穷。赵昌平评价此诗“诗意似直似婉，似近似远，简静而饱满。”［11］(P280)再如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啼鸟、风雨、花落等这些字词连缀成一幅平淡自然、生活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