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合理性的三个问题社会发展合理性是认识主体基于对社会运动规律的共识，它凭借自身的主观愿望或共识，构想社会发展的面貌或蓝图，并最终通过社会发展的客观效果检验的一种理性认识。在社会发展合理性概念中，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社会发展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先涉及到人们对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对社会运动方向的不同把握，是人们形成社会发展共识的基础。在历史上，人们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一是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按照一定规律而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主要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它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学说，他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社会表现为五德转移的过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秦始皇以及西汉的统治者都用此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的根据。二是社会发展的退化论。这在中国以道家的历史观为代表。在原始道家老子那里，他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描述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第三十八章）在道、德、仁、义、礼这五者之间，社会表现为一种人类文明递相堕落的过程。他肯定道治、德治历史阶段，而对以仁、义、礼为标志的社会形态则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认为正是人类社会纯朴敦厚状态的失落，才出现了智巧狡诈、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等文明社会中的一切病态。这种退化论，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则表现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中。这种退化的历史观不仅在中国的道家思想史占据主导地位，在古希腊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也同样得到了描绘。卢梭把自然状态理想第1页共5页化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说成是“人类的疾病史”，人类发展的过程正是人性堕落的过程。并对这种堕落的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描绘，他认为，安乐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消磨着人们的力量和勇气；社会文明状态使人变成奴隶，成为虚伪、胆小、卑躬屈膝的小人；而财富则使人类变得贪婪，并陷入无休无尽的争斗之中；他甚至认为，第一个为自己缝制衣服或建筑房屋的人，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并给自己增加了累赘。正是人类文明成果导致了自然状态的解体和人的堕落。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进步的同时，就是退步。总之，人越是社会化就离开自己的本性越远。这也是退化史观所包涵的基本内容。三是坚信社会发展具有某种目的的进步史观。从启蒙运动以来，相信人类发展是一个渐趋完善的进步史观便深入人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过程，历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机生物发展的目的论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朝完全实现自己的禀赋的目标前进。在个别活动和事件表面的杂乱和无目的性中，会呈现出整个过程的共同目标，似乎有一个理性目标引导着所有的活动。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个人活动呈现出共同性，从而表现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合乎法则性。合乎法则性即是合乎自然的发展规律及其目的。康德认为：“人们可以将人类的历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种隐秘诡计的实施，这种计划的实施为的是产生出一种内在的——而且，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所有禀赋得以充分地发挥。”①可见，在康德的观念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属于自然的规律，人类无论怎样表现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开始就追求着某种人所不知的意图或计划，并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相似的观念，有维科的“天意”和后来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观念。如果说，黑格尔把绝对理念视作支配人类历史的“看不见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计，那么，康德的观念则可称为“自然的狡计”，在他们的观第2页共5页念里，都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