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行公司的不可信性【内容提要】公司责任的界定问题是判断公司有无德行的前提。无论是弗伦琴通过赋予公司以成熟的、有理性的人的形而上学地位来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合理性，还是迈（larrymay）认为公司管理人员是公司行为的动因，公司对其员工负有代理责任的观点，都不能从逻辑上令人信服地说明公司能够真正地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与公众利益。换言之，公司只是一个被赋予了模拟人格的、狭隘的理性模子，利润是其各种行动的支配性动机，公司的德行因为自身理性……我在这篇文章里要做的是。（1）通过重构这两派的论点来讨论这些观点是否能成功地捍卫“公司负有道德责任”的断言；（2）考察公司决策结构的必然性并在概念上判断公司是否可能有道德意识。为了缓和公众与企业的这种离异分裂的情势，安申和其他人诉诸社会合同的修改。这将是利用每一方的专业知识而在公众与私人之间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就企业来说，首先要作的事情是确定为避免各种社会危害（包括企业员工暴露给污染物的健康危险）而引致的成本估算，以及如何运用会计术语衡量花费在这些方面的成本。企业和社会通过协同努力，给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以支持而获益。企业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是扩展他们的生产能力，培训和雇佣少数弱势群体。这一点能改善现存的各种有损城市景观与风气的状况。第三项要做的事情是成立混合的公私合营公司以代替公众签约方，这样的公司雇佣的员工包括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等几方订约人，从而双方共同关注的特定需要是一目了然的。由于这样的合同给公司拥有各种权利与承担各种义务确立了一个道德标准，它就暗含着企业的道德角色只可能是利润最大化的延伸这样的假设。要使公司的这两种角色彼此相容匹配，就要具备公司采纳道德观念的条件。这两种关于公司代理机构的论证都是一种尝试，试图把公司看作是有道德的公民，以此证明公司的这种延伸角色有其合理性。弗伦琴是其中一种代理理论的先驱，他论证了公司负有社第1页共7页会责任的合理性。他的理由是：公司决策结构的设计方式就给任何既定的行动提供了行动的方式，并代表了这种方式、为这种方式寻找理性的根据。公司职能部门的安排勾画出了公司决策结构的轮廓，不管这些部门在机能上有多大的差异，它们的行动注定是要和公司的政策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的决策结构“准许各种事件的限制性转换，这些事件的转换在另一种视域下可以看成是通过显露这些事件的公司特征而把生物学的人（那些在组织机构图表上占据着各种职位的人）的行动视为公司的行动。”[2]这样，按照弗伦琴的观点，任何付诸实施的行动都可以描述成是为公司的理由而付出的行动。“是由与公司的信念孪生的公司愿望所引起的，换言之是和公司的目的有关的行动”[3]公司的组织机构图是为各种指令所统制的规章制度的有条理排列，这些指令给有关部门赋予了其存在的意义。付之于实施的行动遵循的是由公司的决策路径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规章制度。既然公司的各种理性使得公司的各种行为成为必要的，那么就不难推论并赋予公司人的形而上地位，也就是说将公司塑造成讲道德的代理人和命定要承担道德责任的人。这一点给那些谋事于公司职能部门的人员坚持自己的信仰给予了心理上的空间，而无须考虑他们是否与公司的政策保持一致。虽然公司各级管理人员的信念可以与公司的目标发生分歧，但公司的理性始终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弗伦琴可能的推论是，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作为代理人发挥职能的，应该被认定为是有道德责任的，因为公司的各种理性有其自身的逻辑。这种代理论证有两个彼此关联的困境。第一个是公司需要“因理性而行动”的标准提出了一个狭隘的理性模式。就人的代理而言，因理智而行动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行动的理由可能不仅仅是遵循一项既定的政策。比如，给一个人提供贷款用于家庭的杂货店或者出于同情给其提供药店禁售的化学药品。这类因各种情感而发生的作用在这一公司代理模式里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带给他们所担任角色的各种信仰和情感是不可能得到考虑的，因为他发现给人以强制性深刻印象的不是什么“深层基本道理”，而是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第2页共7页的有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