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进展和发展趋势——以儒家思想对少数民族哲学的影响为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不断地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一起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儒学对少数民族哲学的形成、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少数民族哲学对儒学的传播有这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一、儒家礼仪规范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自西汉以来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调适着上至皇亲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的言行，当然也包括少数民族。“礼仪”作为儒家伦理的重要范畴，“仁”是它的核心，“礼”是它的具体体现。所以，孔子常讲“仁”，认为“仁”是克己复礼的重要道德准则。在《易传》中被表述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①1“仁者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在论语中又提出“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而达人又离不开行义，因而人与义是相伴而行密不可分的。连君臣都各有其义。“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故《易传》将义作为处世的道德准则。仁与义的关系便是：仁为义之本，义的实现就是仁的达成。所以，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义则是个人修身立命的根本。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仁义礼智”等伦理思想。孟子说：“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又指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详细论述了孔子的正己正人，达己达人的思想。荀子要求居上位者以身作则，因“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并引用《传》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能覆舟。”董仲舒则按照孔子孟子把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之道”，并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故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仁、义、礼、智、信，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并影响着各族人民的道德规范。儒学核心“仁”，曾经被少数民族直接接受，被皇室贵族直接用于取名和称谓中。如辽代契丹族，北府宰相张孝杰，赐名人杰；西辽皇帝夷列以仁宗为庙号。又如满族建立的区域政权——渤海国，不仅受中央王朝的册封，而且仿唐设制，并以忠、仁、义、礼、智、信命名，就连王公贵族的名字，也多取仁秀、明终、贞惠、元义等，与儒学的伦理思想紧密相连。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受儒学的影响更大，直接用陆朱的思想，特别是忽必烈实行“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后，完全照搬“汉法”，强调“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清朝的满族入关后，努尔哈赤则认为“人君奉天理国，修明政教，克宽克仁，举世享太平之福。”在此期间儒家思想对蒙、满等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促进了多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这就是儒家伦理道德中一贯倡导的德治、仁政的直接运用。儒家伦理道德的“仁”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思想家。如明嘉靖年间的白族思想家李元阳就认为，孔子之道就在于以仁“善于其身，实于其政”，这样便会“‘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焉’，孔子岂欺我也。”直接阐述了儒学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清代满族思想家阿克敦则认为，仁、义、礼、智“四德根于心”。他说：“吾性有仁之德、吾性有义之德、吾性有礼之德、吾性有智之德，四德根于心者，心之体也。”壮族学者刘定逌则认为“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向六经四子中，尚论千古，才算千古大文章”。清末云南回族儒生杜文秀，发动了以回族为主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并坚持十四年之久，最后在清军重围下杀身以成仁。这就是“志士1①《易传·说卦》。②《论语·颜渊》。[键入文字]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伦理道德中“仁”的思想的熏陶和深刻影响所导致的。礼仪作为儒学伦理观中“仁”的具体体现，也被各少数民族在调节人际关系和内心心理，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时，积极的加以接受和运用。孔子说：“如不具备礼，就不是道德仁义；吸取教训，改正风俗，如无礼不能成事；相互争论，进行诉讼，如无礼不能决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如无礼不能作定，学习...
